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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全国出生人口发展态势整体承压的背景下，湖北省天门市近期出现出生人口逆势增长态势。最新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该市新生儿数量达7217人，较2023年实现17%的同比增幅；2025年上半年这一增长趋势持续，同比增幅为5.6%。同期全国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较2023年的902万人增加约52万人，增幅约5.8%。
天门市出生人口的显著变化，被外界普遍认为与当地近年来实施的系统性生育支持政策密切相关。2025年7月23日，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披露，天门市计划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投入超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生育鼓励。按照现行政策标准，当地生育二孩家庭最高可累计获得各项奖励补贴287188元，生育三孩家庭最高奖励补贴额度达355988元，上述金额尚未包含国家层面最新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
不过，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人口研究专家提醒，总和生育率（TFR）才是科学衡量区域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单纯的出生人口17%同比增幅并不等同于生育基本面的实质性转变。受人口统计口径多元性及测算体系复杂性等因素制约，目前天门市暂未发布权威的生育率统计数据。
专家分析指出，天门市出生人口的阶段性增长更可能是龙年生育文化偏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生育需求释放、人口迁移效应与地方政策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生育意愿的根本性提升。这种增长态势的可持续性及政策模式的可复制性，仍需通过长期规范的权威数据监测体系及国家层面更大力度的系统性投入予以验证。
17%增幅背后的多维解读
作为江汉平原腹地的重要城市，天门市辖区总面积262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约160万。 2024年，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85.40亿元，在湖北省内位列第十六位。
2023年9月1日，天门市正式实施 《关于鼓励生育的五条政策措施》，针对生育二孩、三孩且新生儿户籍登记在本市的户籍家庭，推出包括延长产假、护理假及育儿假在内的多项福利；由市级财政分别给予二孩、三孩家庭1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生育奖励，同步落实生育保险待遇并发放300元分娩补贴；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还可分别申领5万元、10万元的购房认购券。
此后，当地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行政策框架下，除住房认购券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还可享受基因筛查费用减免、一次性生育奖励、分娩补助、产假补助（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女职工除外）、育儿补贴等五项专项奖补。经政策叠加测算，生育二孩最高可累计获得287188元奖补，生育三孩最高奖补金额达355988元，上述标准不含国家统一发放的育儿补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石智雷长期关注天门市人口发展，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分析指出，该市近年出生人口的回升态势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更可能表现为短期效应，不宜简单解读为生育形势的实质性好转。
具体而言，2024年作为传统生肖龙年，具有明显的文化驱动生育偏好；其次，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形成补偿性生育释放，此前因疫苗接种顾虑、婚礼筹备延迟、医疗资源紧张等因素延后的生育计划，在2024年出现集中兑现。同时，天门市政府构建的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形成显著吸引力，产生“迁移选择效应”——部分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本地户籍家庭选择返回天门分娩、办理户籍登记并申领相关补贴，客观上推高了本地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人口统计学研究表明，衡量区域生育水平应主要依据总和生育率指标，而非单纯的出生人口数量增减，因其更能真实反映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深层变化。但据界面新闻向天门市卫生健康局核实，目前当地暂未开展总和生育率的专项统计工作。
石智雷强调，总和生育率的科学测算必须严格遵循统计学口径一致性原则。该指标作为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核心参数，代表假设一批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通常为15-49岁），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子女数。当前通用统计方法按常住人口构建时期指标，分子应为本地常住育龄妇女在统计期内的活产婴儿数，分母则是同期本地常住育龄妇女的数量及年龄结构。对照天门市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目前对外发布的人口数据主要统计出生后户籍登记在天门的新生儿数量，但新生儿父母是否属于本地常住人口范畴尚不明确。
他分析指出，当地难以准确发布总和生育率的关键瓶颈在于“分母统计”——即去年生育妇女的常住地信息、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难以实现精准稳定的动态掌握。首先，天门市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高，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常住地长期分离，若采用“户籍妇女”作为统计分母会纳入大量非本地常住女性，导致分母数值虚高；反之，若仅通过一次性摸底调查或抽样统计，人口流动性又可能造成分母低估或年龄结构失真。
此外，统计数据口径分散也加剧了技术层面的测算难度。针对特定区域，统计部门有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资料，公安机关掌握户籍登记与居住登记信息，卫生健康部门拥有分娩台账与母亲年龄数据，财政部门则保留补贴发放明细，但目前这些跨部门数据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校正机制。即便医疗系统能够准确记录母亲年龄与分娩信息，若无法与实际居住地信息有效关联，仍难以生成可用于计算年龄别生育率的稳定数据序列，进而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可靠测算。
基于上述因素，石智雷认为，在现有统计体系下，当地发布出生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情况具有可行性，但据此直接推断生育水平改善并不严谨。
石智雷特别指出，从长周期观察，2017年天门市出生人口为18019人，至2023年降至6004人，2024年虽回升至约7217人，仍仅相当于历史高位时期的三分之一水平。
从育龄妇女规模变化维度看，2017年天门市育龄妇女约43万人，到2024年降至约40万人，降幅约3%–5%，但同期出生人口数量却下降约三分之二（约65%）。这一数据对比表明，当前生育问题的实质在于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系统性转变，而非单纯的育龄妇女规模“分母效应”影响。
鉴于目前缺乏以常住育龄妇女为分母的连续追踪权威数据，他建议引入第三方学术研究团队开展长期、独立、规范的专项调查评估，精准区分政策净效应与统计口径调整或短期冲击导致的数据波动，科学研判天门生育支持模式的真实成效及其可持续性与可复制价值。
“天门模式”的区域借鉴价值探讨
天门市出生人口“逆势增长”现象引发跨区域、跨部门的调研热潮。近日，民建黑龙江省委会人口医药卫生委员会主任、民建鸡西市委会主委李秋红带领民建省委会“提高人口出生率”专题课题组，专程赴湖北省天门市开展实地调研，旨在系统借鉴当地生育支持政策实践经验，为破解区域人口发展难题、探索优化生育支持路径收集实践案例。
针对“天门模式”的可复制性问题，人口学者、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天门市公布的出生人口同比增长数据确实反映出出生率的明显提升，但对其背后生育率变化的解读需要保持科学审慎态度。
黄文政向界面新闻分析指出，短期内育龄妇女总量变化幅度相对平稳，且整体呈下行趋势，因此特定区域一年内的生育率增幅大致与出生人口增幅相当或略高。以天门市为例，2024年出生人口较2023年增长17%，初步推算生育率提升幅度约为17%左右甚至更高。
不过他同时提醒，天门的数据可能受到人口迁入因素影响。按照当地政策设计，新生儿只要在天门办理落户即可享受相关政策福利，这促使部分原本计划在外地产子的家庭选择回流，客观上放大了增长幅度。“这种情况下，统计数据可能高估本地实际生育率提升水平，但同时也印证了政策本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黄文政强调。
但黄文政也指出，地方层面的补贴政策效果值得肯定，但从全国范围看，其效应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为全国作为封闭人口样本空间，不存在跨区域迁移带来的统计差异。此外，多数地方政府面临提升生育率的直接动力不足及财政支撑能力有限等现实制约。他特别强调，要从根本上破解低生育率困境，亟需中央政府统筹部署系统性解决方案。
他此前开展的专项测算显示，投入相当于GDP总量1%的资金用于生育支持，大致可提升0.1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前中国整体生育率仅维持在1.0左右水平，要回升至人口更替水平的2.1，至少需要十倍以上的资金投入规模。
根据公开规划，2024年至2026年期间，天门市计划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事业。2024年该市GDP总量为785.40亿元。黄文政坦言，这一投入比例与实现生育水平实质性回升的长期目标仍有差距，从战略层面看，生育支持支出占GDP比重需达到3%-5%左右，才能真正扭转生育下行趋势。
在他看来，这一投入规模并非不可承受。中国中央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与金融调控工具，例如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集中配置资源，既能有效支持家庭生育养育需求，又能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刺激消费市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这本质上是对未来人口红利和经济潜力的战略投资，而非单纯的财政成本。”黄文政强调，儿童群体不仅创造消费需求，更将直接转化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期稳定、覆盖多代际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构建起真正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