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丽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8月26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下称《厦门条例》），该法规拟于11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二部个人破产领域地方性法规，厦门此番立法标志着在综合改革试点框架下，个人破产制度探索迈出实质性步伐。
对比分析可见，《厦门条例》在制度设计上既吸收《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下称《深圳条例》）的立法经验，又创新性融入市场经济适配要素。值得关注的是，厦门在保留咨询辅导前置程序基础上，创新性允许债务人在辅导阶段同步启动债务清理协商机制。这一制度优化有效提升程序灵活性，既能缓解司法资源压力，又可避免程序空转，实现债务化解效率提升。
制度差异体现在多维度创新：债务申请门槛方面，深圳采用50万元固定标准，厦门则首创"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倍"的动态调整机制；豁免财产范围上，深圳设定20万元上限并明确排除奢侈品，厦门将标准提升至"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倍"，突破性纳入宠物等精神陪伴类财产，并建立豁免财产置换机制。这些变革凸显人文关怀与制度弹性，其核心逻辑在于：在诚信基础框架下，通过保障债务人基本生存发展权激发生产力，最终实现债权人清偿利益最大化。
个人破产保护制度的本质，在于构建三重保障机制：保障债务人发展预期稳定性、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实现、保障市场主体基本生存尊严，绝非简单的债务豁免工具。
制度解析：个人破产"免责"不等于债务豁免
传统观念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认知，使得公众易将个人破产等同于"债务免除"。这种认知偏差导致部分债务人选择极端应对方式：轻则失联逃债，重则引发家庭危机甚至极端事件，最终反而损害债权人受偿权益。实践表明，刚性债权追索模式往往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破裂，形成"双输"局面。
近期社会关注的"214万债务清偿3.2万"案例，实则存在信息解读偏差。完整案情显示，债务人除首期偿付3.2万元外，还承诺"方案履行后六年内，家庭年收入超12万元部分的50%用于后续清偿"。该案例生动体现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价值：通过适度债务减免换取债务人发展空间，最终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王欣新教授指出，个人重整程序的核心在于建立稳定的偿债预期机制。经法定程序协商形成的债务减免方案，本质是"发展型偿债"模式——债务人获得喘息空间恢复生产能力，债权人则可能获得高于清算程序的受偿比例，实现法律框架下的双赢格局。
制度核心：构建债务困境的法治化退出通道
截至2025年8月30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已达846万余人，若按限高人员规模估算，受债务困境影响的群体规模已超1700万人，涉及家庭近2000万户。庞大的债务积压群体凸显建立制度化债务化解机制的紧迫性。
徐阳光教授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甄别功能："区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与确无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实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科学分流"。实践证明，破产程序反而能强化逃废债防控——通过多部门信息核查、财产动态监管等机制，可有效识别隐匿资产行为，对违规者实施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惩戒措施。
深圳已建立跨部门信息核查平台，整合法院、市场监管、金融机构等数据资源；厦门则进一步明确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对债务人财产变动、收支情况、法定义务履行的全程监督职责。这些制度设计表明，个人破产制度正在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
制度演进：中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多元化探索
2020年《深圳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进入立法实践阶段。该条例构建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位一体的程序体系，成为后续立法的重要参考。国际学术界已将其与我国台湾地区个人破产制度展开比较研究，认为其代表着中国特色个人破产制度的发展方向。
江浙地区则探索形成差异化路径：江苏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试点，通过债务和解与免责考察机制，为诚信被执行人提供执行退出通道；浙江推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模式，创新双重表决规则与公职管理人制度，强化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制度衔接。
深圳模式的突破性在于构建完整制度框架，江浙实践侧重执行程序改良，厦门则通过"保护"二字的立法表述，凸显制度价值取向的升级。三地差异化探索共同构成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实验田"。
《厦门条例》的实施将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样本。随着地方立法实践的深入，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法律体系正在形成，这一制度将在保障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社会诚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终构建起平衡债权保护与债务人重生的现代化债务治理机制。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