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遗产：2025年这部文集如何重塑西域佛教研究？
2025年5月，中西书局推出重磅学术著作《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纪念陈寅恪西域与佛教语文学研究文集》，由沈卫荣和侯浩然主编，这部作品以突破性视野引爆学界！
你知道吗？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激烈碰撞的今天，这部题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的学术巨著，以其独特的学术品格和方法论自觉，为深入理解文明互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资源。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纪念陈寅恪西域与佛教语文学国际研讨会”（2022）学术成果结集，它收录了海内外顶尖学者的21篇论文，价值不仅在于具体发现，更在于展现跨越文明界限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文集以多维度视野横跨佛教史、语文学、艺术、医学及历史等领域，深度解读敦煌遗书、西藏贝叶经、黑水城文献、中亚出土残卷等珍稀材料，揭橥欧亚文明交流密码，堪称西域与佛教语文学研究的标杆之作。最耀眼的是，作者群体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回鹘文、粟特文等西域语言，以“考古”般细致精神剖析文本，于语言细节中钩沉历史真相。这种回归原典、坚守语言本体的语文学方法，不仅为研究注入新活力，更树立了严谨治学典范。宏阔文明视野与微观实证结合，极大拓展了读者认知边界。
文集的编排结构本身体现范式革新。全书分为“中亚出土多语种佛教写本与残片”“印藏佛教文本、叙事与互鉴”“敦煌宗教与世俗文献”“汉藏佛教文献与艺术”“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佛教”“蒙藏文化交流”“西藏民间信仰与仪式”“文本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等八个专题，这种不以地域或传统为界、而以问题为导向的分类方式，打破了传统佛教研究中汉传、藏传、印度佛教的泾渭分明分野。
无论是探寻跨文化交流脉络、研习前沿文本分析方法，还是追踪国际学术动态，这本文集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库。其扎实语文学路径与多语种文献解读技艺，为学者提供了宝贵方法论启示与研究灵感，是一部值得典藏细读的学术力作。
《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这个看似矛盾的标题，实际揭示了佛教语文学领域的本质特征。在代序中，编者沈卫荣开宗明义发问：“何谓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这一问题不仅指向陈寅恪独特学术风格，更直指佛教研究中的多语言文本比较方法论意义：如何处理佛教这一跨文化特质的宗教传统？佛教从印度起源，经中亚传入中国、西藏及东亚，在传播过程中，语言、概念、实践不断被翻译、转化和重新诠释。传统研究往往囿于单一语言传统或学科视角，而佛教语文学则试图打破这些边界。
文集承续陈寅恪开创的“多语言文本比较”路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本质是拒绝简单二元对立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在当代获得新生命力——当全球化研究陷入“西方中心论”与“文化本质主义”对立时，佛教在丝绸之路传播的历史经验提示：文明互动从来不是单向传播或对抗，而是在翻译、误解和创造性转化中形成的复杂网络。
佛教语文学的“跨界”特质
文集所收21篇论文，都针对具体文本或历史问题深入探讨。微观研究看似专深，但汇集一起却构成对欧亚大陆佛教文化交流史的重新诠释。通过细读几个案例，可见这些研究如何在具体问题突破，并对文化传播理论提出挑战。
吴娟关于弑父者阿阇世王解脱的研究（《Buddhist Narrative and Non-Narrative Sources on the Salvation of the Patricidal King Ajātaśatru》）展现叙事传统比较深度。论文梳理了印度、中亚、汉地和西藏等地故事不同版本，分析叙事文本（如佛经）与非叙事文本（如仪轨、注疏）的不同处理方式。通过多传统、多文类比较，揭示了佛教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处理罪恶、忏悔与解脱核心宗教问题。意义不仅在于厘清传播路径，更展示佛教伦理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新诠释。
陈明对“阿魏”外来词中国化历程的追踪（《“阿魏”：一个中古外来词的中国化历程》）代表语言接触研究成就。通过汉文、梵文、波斯文等多种材料对比，详细还原了这一指代药材的外来词如何在语音、语义和使用语境上融入汉语系统。微观语言学研究揭示了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侧面：药材传播带来词汇传播，词汇进入新语言后发展出独立意义。这种“词物结合”方法为理解跨文化接触提供范例。
Leonard W.J. van der Kuijp关于阿拉夏·阿旺丹达（A lag sha Ngag dbang bstan dar）对汉语词汇认识的研究（《A lag sha Ngag dbang bstan dar (1759–August 1, 1840) on some Chinese Lexeme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wo》）展现思想史创新。论文分析了一位18至19世纪藏族学者如何理解汉语词汇，揭示藏传佛教学者对汉文化的认知方式。这种“反向”视角——不是汉人理解藏文化，而是藏人理解汉文化——打破传统汉藏文化交流研究单向模式，促使重新思考文化接触中的双向互动机制。
Iain Sinclair对Oral-Tradition Gems的研究（《Retrieving the Oral-Tradition Gems》）代表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关系探索。通过分析藏文佛教文献中的口头传统元素，挑战了佛教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文本中心主义”，即使高度文本化宗教传统中，口头传承仍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研究对佛教研究和人文学科处理书写与口头关系提出重要问题。
这些微观案例共同特点是通过具体问题深入研究，触及文化传播理论核心议题：叙事如何在不同文化中变形？词汇如何跨越语言边界？学者如何认知异文化？口头与书写如何互动？通过具体分析与理论思考结合，实现从微观到宏观跨越，展示佛教语文学不仅是技术性辅助学科，更是理解跨文化过程的重要途径。
日本学者Kazuo Kano（加纳和雄）的论文聚焦印度佛教三种重要Nayatraya（三乘道次第）文本，通过精细梵藏文本对勘，揭示印度佛教内部不同修行道次第的系统化过程。Peter Zieme对中亚地区《法华经》不同语言版本分章标题的研究、Jens-Uwe Hartmann对丝绸之路上马鸣（Aśvaghoṣa）作品新痕迹的发现，以及陈瑞翾对Dhūta-sūtra接受史的考察，也体现跨越语言、文化和地域限制的研究视野。这些研究不再满足单一文本解读，而是致力于揭示文本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动与变形。正如沈卫荣在代序指出，佛教语文学的使命是“通过最基础的语言文字研究，还原佛教思想传播与演变的复杂轨迹”。
汉藏佛教交流史重构是文集突出贡献。才让对藏译疑伪经《北斗七星经》的再探讨，揭示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与地方信仰互动。黄维忠通过对敦煌出土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的系统梳理，重构了吐蕃王朝巡守制度及其政治功能，为理解吐蕃政治制度运作提供新视角，对认识唐蕃关系史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任小波对浙敦114号《肃州府主致沙州令公书状》的译释，通过这一珍贵汉文文书与藏文史料比对，厘清了十世纪河西地区政治与宗教互动的关键细节。圣凯关于佛教文献三个层次的理论探讨，为汉藏佛教文本交流研究提供方法论框架，区分作为权威系统的“经典”、作为物质载体的“写本”和作为实际流通单元的“文本”三个分析层面。
这种研究路径与陈寅恪学术理念一脉相承。陈寅恪先生精通十几种语言，其研究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善于通过语言比较和文本对勘，揭示文化交往中的微妙变化。文集中收录的沈卫荣《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一文，详细梳理了陈寅恪这一学术特点的形成过程及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所处时代，中国学术正经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他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既不同于纯粹传统考据，也不同于简单西学移植，而是基于深厚语言功底和广阔文化视野的创造性学术实践。
佛教语文学的跨界特质在当前学术生态中具有特殊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日益强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视野”的今天，佛教语文学提供了一种将微观文本分析与宏观文化传播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路径也面临严峻挑战：研究者需要掌握多种古代语言（如梵文、藏文、汉文、于阗文等），熟悉不同文化传统，并具备将语文学细节与广阔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能力。
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学研究
该书汇聚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学前沿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文集收录了中英双语论文，这种语言包容性体现学术对话开放性。从内容看，研究范围涵盖印藏、汉藏、蒙藏等多元文化圈，打破传统佛教研究中以单一文化传统划界的局限。尤其对西域语文学与佛教研究一手材料的深入挖掘，诸如中亚出土写本残卷、敦煌遗书、西藏贝叶经、黑水城文献等珍稀资料，在研究者手中不再是静态文物，而是“活起来”的历史见证者。
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创新。佛教语文学作为基础性人文学科，传统上以文本校勘、翻译和注释为主要工作方式。这部文集所收论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框架，展示多种创新方法的有效运用，特别是在多语言文本比较与物质文化分析结合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多语言文本的对比研究是贯穿文集的重要方法论特色。Lewis Doney关于敦煌九世纪Tridaṇḍaka祈祷文的研究（《国之神祇》）就是典型案例。该研究不仅分析藏文文本内容结构，还将其置于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仪式传统中比较，揭示文本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适应与变化。同样，萨尔吉对《金刚经》中“paścādbhaktapiṇḍapātapratikrāntaḥ”这一陌生表述的解析，展示如何通过梵汉藏文本对勘，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翻译难题。这些研究不再满足单一语言传统文本解读，而是通过多语言比较，揭示文本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创造性误读和有意识改编。
佛教民间信仰与仪式研究是文集又一亮点。Daniel Berounsky对西藏胎儿神灵（le'u）的仪式与信仰的考察，将文本分析与人类学方法结合，探讨了一个长期被正统佛教研究忽视的民间信仰领域。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西藏宗教实践多样性的认识，也为理解佛教与地方信仰互动提供具体案例。姚霜关于多罗那他的平措林寺的研究（《从胜迹志文献理解寺庙艺术》）不仅分析相关文本内容，还将文本描述与现存寺庙建筑、艺术作品比对，探讨文本如何塑造人们对物质空间的理解和体验。这种文本与物质文化的互动视角，极大丰富了传统佛教研究维度。这些跨学科研究实践表明，佛教语文学可以成为整合不同学科视角的方法论平台。在学科分化日益精细的今天，这种整合性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复杂文化现象具有特殊价值。
西夏佛教史研究在文集中取得显著进展。马洲洋对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量论文献的研究，不仅确认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传播范围，还通过文本物质特征重构知识传播网络；侯浩然关于噶泽师软奴班和大黑天教法在西夏流传的研究，则通过汉、藏、西夏文材料综合运用，揭示西夏在藏传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关键中介作用。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西夏不仅是汉藏佛教交流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主动的文化中介者和创新者，这一认识对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佛教史观构成重要修正。
以上研究表明，它们展示如何通过整合多种来源的新材料（包括文本、艺术、考古），重建过去被忽视的佛教传播节点。新材料意义不仅在于补充历史细节，更在于能够提出新问题、挑战旧范式。当黑水城文献与敦煌遗书、西藏贝叶经放在同一研究视野下考察时，传统佛教史叙事中的“中心-边缘”模式就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中心、多方向的传播网络。这种方法论创新不仅丰富学界对西夏佛教的认识，也为研究其他“边缘”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提供范例。
Jens-Uwe Hartmann对丝绸之路上马鸣作品新痕迹的发现，将印度佛教文学与中亚佛教传播联系起来，该研究通过新发现的梵文残片，证实了这位佛教诗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重构印度佛教文学在中亚的接受史提供关键证据；乌云毕力格关于《白史》的研究，则展示蒙古史学传统中的多元文化层积；孙鹏浩对邬坚巴传记关系的探讨，则通过多版本传记文本比对，重构藏传佛教传记写作中的文本互文网络。
这些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共同体现文集“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地域或传统划界”的研究思路，不再将佛教传播视为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扩散，而是揭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这种全球化研究视野，对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地域局限和学科壁垒构成有益突破。
文集对多语言能力的强调也是对当代学术专业化趋势的有益矫正。在人文科学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研究者们不仅能够处理梵文、藏文等主要佛教语言，还能解读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小众”文献。能够整合多种语言材料、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研究显得尤为珍贵。多种语言能力使得研究者能够突破二手研究的限制，直接面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原始文本，从而发现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细节和联系。在人文研究日益依赖翻译和二手材料的今天，这种基于原始文献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珍贵。陈寅恪作为这种研究路径的典范，其学术遗产在文集中得到创造性继承。沈卫荣在代序和纪念文章中对陈寅恪学术方法的阐释，不仅具有史学意义，也对培养新一代学者具有方法论指导价值。
从更广阔视角看，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限于佛教研究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其所展现的跨文化研究方法，为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提供具体历史案例和方法论示范。佛教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历史经验表明，文明之间的交流既不是简单同化，也不是绝对排斥，而是在翻译和转化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这一历史启示对于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对话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范式困境与未竟之路
托尔斯泰曾说：“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自己的片面。”当然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其所代表的佛教语文学研究范式仍面临着若干深层困境。这些困境既反映了该领域的学术挑战，也预示着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虽然多语言文本比较在文集中得到充分体现，但新兴的数字人文方法在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在当今文本数据库和可视化工具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佛教语文学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手段，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多数研究仍然聚焦于精英层面的文本传统，对口头传统、民间实践等非文本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Daniel Berounsky关于西藏胎儿神灵仪式的研究（《An Enigma of Tibetan Leu》）是一个难得例外，它将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视角结合，探讨了书面传统与民间实践的复杂互动。
本书实际呈现的学术对话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局限。一方面，多语言研究能力的要求构成了极高的学术门槛，导致真正能够参与对话的学者群体极为有限。细察文集作者构成，欧美学者主要来自德国语文学传统深厚的机构，中国学者则多具藏学或西域研究背景，而南亚、东南亚学者几乎缺席。这种学者分布的不均衡，使得所谓的“全球化”视野实际上仍是特定学术传统的对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集收录了中英双语论文，但关键的非英语研究成果（如俄语、日语学界的重要贡献）未能充分纳入，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在无形中划定了学术对话的边界。
一些研究成果对黑水城文献、敦煌遗书等材料的解读确有突破，但在材料使用的全面性上存在明显偏重。西夏文、回鹘文文献的研究相对充分，而对同样重要的粟特文佛教文献、于阗文材料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集对考古材料的运用相对薄弱，多数研究仍局限于文本分析，未能与近年西域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形成有效对话。这种材料选择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例如，对佛教艺术的研究若能结合中亚新出土的壁画、造像等考古材料，其说服力将大为增强。
多数论文展现出精湛的文本分析技巧，但在理论创新方面相对保守。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翻译政治学”、文本流动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等理论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一个典型对比是：当代翻译研究早已超越语言转换层面，进入文化政治学的讨论，而文集中关于佛经翻译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语言对比层面。这种理论意识的滞后，使得研究难以回应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关切。吴娟关于阿阇世王叙事的研究虽然触及文化记忆理论，但类似的理论自觉在文集中并不多见。
在数字人文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本书的研究方法仍以传统语文学为主，未能充分吸纳新兴的技术手段。多语言文本数据库、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本可以为跨文化佛教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但这些可能性在文集中尚未得到探索。例如，对《法极经》不同版本的分章研究，若能建立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库并进行量化分析，或许能发现传统方法难以察觉的传播规律。
这些不足并非否定文集的价值，而是提示佛教语文学研究仍有巨大发展空间。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保持语文学严谨性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拓展理论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扩大材料范围，使这一古老的学问在当代学术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或许，这正是陈寅恪学术遗产的当代诠释——不是固守某种特定的研究模式，而是始终保持开放的学术姿态，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中不断自我更新。
总体而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通过多语言文本比较和物质文化分析的结合，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思考文化互动的新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具体文本和历史现象的新知识，也为如何处理跨文化宗教传统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指导我们探索佛教语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文集的问世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的记录，更是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和创新。而书名所揭示的悖论——在“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模糊地带，恰恰隐藏着理解文化互动复杂性的关键线索。
文/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