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欧建交50年，德国学者何马可的“亚欧”预言将如何重塑未来？
【编者按】
嘿，您是否好奇中欧关系如何影响世界？50年风雨同舟，中欧从初识到深交，书写了一部跨越大陆的合作传奇！“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今天，这对超越制度的伙伴，不仅是经贸数字的飞跃，更是力量、市场与文明的深度碰撞！
就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关键时刻，澎湃新闻特别策划《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人物访谈》，重磅邀请数十位中欧顶尖人物，通过他们的真实故事、珍贵记忆与独到见解，揭示中欧关系如何重塑个人命运、推动社会进步、影响全球格局。我们致力于绘制一幅立体多元的人文交流画卷，并聆听他们对未来的殷切寄语。
本期对话嘉宾：德国资深跨文化研究学者何马可（Marcus Hernig）。——编辑玥涵
“欧洲正在悄然培养对亚洲及中国文化的同理心与学习热情，这为未来50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跨文化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强调，文化教育与同理心是连接中德及亚欧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他在中国生活超过三十年，深有体悟，并提出了“Asiaropa”（“亚欧”）理念，旨在推动不同文化在社会中的和谐融入。
何马可长期投身文化教育事业，曾在中、德、日多国高校及官方机构执教，主导多项跨文化交流项目与研究。他系统研习过德国语言学、汉学与历史学，中文造诣深厚。目前，他正专注于探究“一带一路”倡议与德国汉萨同盟之间的历史联系，认为二者皆为陆路交流典范，应借助这种文化共性，培养换位思考能力，深化相互理解。
7月4日，何马可在德国汉堡接受了玥涵的独家专访。他指出，国家间的联系由无数细微部分构成，若只聚焦宏观分歧，便难以洞悉交往实质。在中德交流中，汉堡与上海这对友好城市便是一个成功范例。
欧洲的“微型丝绸之路”——汉萨同盟
玥涵：您自1992年起旅居中国，1998年来到上海，负责中德、日德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此前您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美食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及丝绸之路的专著。您最初是何时对汉学及亚洲产生兴趣的？是否有特定契机？您如何看待工作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何马可：我自幼便对亚洲，尤其是中国怀有浓厚兴趣。同时酷爱地理与历史，7岁上小学二年级时，就曾为老师绘制中国地图。我总感觉对世界的另一半缺乏认知，年轻时便热衷于收藏各种地图。
在德国上中学期间，我发现学校对亚洲内容的教学极为匮乏，这是一个显著空白。我也很喜欢语言，18岁时开始学习中文。这门语言不仅重要，更源自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大陆。
玥涵：有人曾提及，当他的朋友们都将目光投向美国时，他却选择了转向亚洲。您是否有过类似经历？
何马可：亚洲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没有类似抉择。我认为，理解美国与理解亚洲的方式截然不同。
玥涵：您对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发展动态尤为关注，目前主要研究丝绸之路与德国汉萨同盟之间的联系，能否简要介绍这项研究？它是如何与您的个人兴趣相结合的？
何马可：亚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绸之路对我极具吸引力。
一方面，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桥梁，途经众多亚洲文化区域，连接起中德与中欧。另一方面，研究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倡议时，还涉及经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德国经济部下属的德国贸易投资署大约在几年前就已启动了相关研究。
汉萨同盟在德国历史上举足轻重，发源于汉堡附近的吕贝克。可以说，它是欧洲首个在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领域形成的联盟，通过整合不同文化与语言，在欧洲内部构建了一条“微型丝绸之路”。
亚洲的文化与贸易脉络源远流长，例如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威尼斯等欧洲枢纽城市。威尼斯与汉萨同盟亦有联系，许多货物从那里进入德国。我认为，丝绸之路与汉萨同盟同属陆路交流范畴，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不仅能连接中德，更是中欧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文化连接的关键在于换位思考
玥涵：中欧、中德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近年来认知错位现象也时有发生。您常年在中国工作，见证了新时代中国的飞速发展，期间是否遇到过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您从中获得了哪些经验？
何马可：文化差异与冲突始终存在，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教育不足。无论从何种角度，学习异质文化都必须立足于对方视角，进行换位思考，这或许能解决许多问题。
我们如今缺乏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与时间。在很多政治、社会、经济交流场合，时间仓促，缺乏视角转换，结果往往是只了解自身立场，却无法理解对方想法。
玥涵：您曾在2019年的讲座中提及17世纪以来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在这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德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源于两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固有的文化差异所致？
何马可：17至18世纪是中德交流的第一阶段，基于双方好奇心。德国的文人与君主（如莱布尼茨、歌德、腓特烈二世等）认为中国皇帝与文人拥有相似志向，视其为“同道中人”。那个时代欧洲尚未出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化冲突概念，不少文人自视为“世界公民”。他们学习亚洲文化时，不带任何自私的民族主义偏见。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为第二阶段，德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尽管欧洲殖民主义成为主流，但德国对中国的兴趣依然浓厚。19世纪也是探险家的时代：1829年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中亚之旅，1877年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与中国地理的论述，德国文化界涌现大量关于亚洲文化、经济、地理和历史的研究报告。那时，德国人对亚洲的了解或许比今天还深入。
第三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至21世纪初。一战后，德国形成浓厚文化交流氛围，民族主义的失败催生了对东亚及亚洲哲学研究的热潮，雅斯贝斯、布莱希特、黑塞等学者对道家思想等产生兴趣，并创作了许多杰出文学作品。尽管如此，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并未完全消除：纳粹主义将民族主义推向了灾难性极致。
二战后，思想深受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更多德国人关注经济机遇，但除专业汉学家外，对中国的整体研究深度未能达到17至19世纪的水平。
第四阶段大致从新冠疫情后开始，德国人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我们未来必须开辟新道路：从目前仅重视双边交流，转向发展“三角关系”。也就是说，在与亚洲互动中，探索新的中德及中欧交流模式。
玥涵：您曾提出“Asiaropa”（亚欧）的概念，认为亚洲从欧洲借鉴良多，同时也希望欧洲通过“学习”亚洲实现自我提升，并强调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同理心的重要性。您如何评价中欧50年来相互促进的历程？这种同理心是否改变了中欧对彼此原有的认知？
何马可：2014年，我首次提出了Asiaropa概念（编者注：可直译为“亚欧”，不同于原有的Eurasia，即“欧亚”一词，Asiaropa更突出亚洲的重要性。何马可在其个人网站上介绍Asiaropa时指出，应将亚洲的知识纳入欧洲教育体系，欧洲人需要从亚洲人的视角审视自身，并重视亚洲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我正从日本返回德国，途经欧亚大陆。
2025年初，我从视角转换的角度再次提及这一概念：德国和欧洲应当回归17、18世纪看待亚洲的视角，深入研究如何与亚洲、与中国交流，进而开始学习亚洲，以应对当下挑战。
我非常认同亚洲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的观点：“不同文化应相互学习，民族主义是共同的敌人”。世界因民族主义而爆发战争，战后催生了欧共体，欧盟正是希望能够摆脱这种主义束缚。
我认为过去50年的中欧关系，核心在于反对民族主义。双方在这一议题上发声微弱，大部分交流仍以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为主，且欧盟各国与中国均发展独立双边关系。
欧盟的目标必须是深化“联盟”，借鉴亚洲国家和文化的经验，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理智慧，这是唯一可行之路。欧洲正逐步培养对亚洲和中国文化的同理心与学习意愿，这为未来50年奠定了坚实基础。
莱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提出过关于技术、科学、经济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欧洲人应当向莱布尼茨学习，直截了当地提出更多问题，以助力欧洲改善，这正是Asiaropa理念的核心思想。
国家间交流的精髓在于细节
玥涵：您在上海和柏林的高校担任教职，并表示对写作和教学的热情塑造了您的生活，您向中、欧学生介绍彼此的文化。人文交流在中欧、中德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何马可：人文交流是中德关系的基石，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兴趣，双边关系何以持续发展？我向中国学生介绍欧洲文化，向欧洲学生阐释中国文化，内容极为丰富，文化教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使命。
玥涵：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明年将是上海与汉堡结为友好城市40周年。当前德国在中欧交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具体而言，上海与汉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何马可：欧中之间缔结了众多友好城市，这种关系的成功与否及其实际成效，能够清晰反映欧中交流的真实面貌。
如果仅关注政治政策、关税争端，根本无法真切感受。但若回顾欧中建交50周年、展望明年汉堡与上海结为友城40周年，并大力宣传其中的特色亮点、文化成果、人际关系及人才往来，才能真正认识到欧中关系的价值所在。
玥涵：回顾过去的中欧、中德关系，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或需要吸取的教训？您提及的汉萨同盟与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也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有趣话题。能否请您展开谈谈？未来，中欧在文化层面可以开展哪些具体的合作？
何马可：我曾提到一点，即欧洲需要更多地学习东方的细节，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作家、艺术家等，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尚显不足。
我们必须从教育体系入手，为未来50年的交流突破瓶颈。另一方面，我有些担忧，未来许多中国年轻人可能会因为国家发展迅速而选择不再走出国门。这无疑是一个明显限制，会导致他们无法亲身体验欧洲的文化、特色与生活。必须加强这种人员交流。
国家间的交流由无数细小部分构成，例如城市间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因此需要多讲述成功交流的案例。认真思索便会发现，我的国家与中国有着如此丰富的历史交流，这更促使我渴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