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法国人而言，除了圣诞与新年，一年中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便是夏季度假结束后、八月底九月初的“复工/返校季”（Rentrée）。这标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画上句点，生活重新回归快节奏的轨道。
而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夏季虽为各路对手提供了养精蓄锐的机会，但他们却难以真正放松。当生活驶入快车道，政治舞台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喧嚣、波折，甚至可能出现的“翻车”局面。
当地时间2025年9月8日，巴黎，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贝鲁抵达国民议会，准备在议会信任投票前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2025年复工季的重大政治事件，无疑是总理贝鲁的执政终结。9月8日傍晚，在其主动发起的议会信任投票中，贝鲁以194票赞成、364票反对的结果落败，结束了不到九个月的总理任期。他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首位因信任投票失利而下台的总理，重蹈了前任巴尼耶的覆辙（巴尼耶败于反对派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也成为2024年议会解散后政治动荡局势下的又一位受影响者。
作为解散议会的决策者，总统马克龙不得不面对其上任以来的艰难时刻。连续两届内阁的短暂任期，凸显了当前法国政治格局的深刻危机。国民议会中左翼、中间派和极右翼势力三足鼎立，来自左右两翼的政治力量相互牵制，使得重大改革的推进举步维艰，甚至连预算案的通过都面临巨大挑战。此外，面对严峻的赤字问题，法国必须推出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以满足欧盟的财政纪律要求。而贝鲁政府正是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从而结束了其在马提尼翁宫的执政生涯。
祸不单行的是，在贝鲁政府倒台之际，一场起源于网络并蔓延至街头的社会运动以“封锁一切”（bloquons tout）为口号展开，让人联想到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尽管此次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最终未及预期，但街头抗议与政坛纷争相互交织，似乎为马克龙剩余的任期定下了复杂的基调。或许是意识到精心挑选总理人选未必能带来理想结果，马克龙此次迅速任命亲信勒科尔努为新任总理，开启了新的政治尝试。
贝鲁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与信任投票抉择
贝鲁政府寻求议会信任投票的直接原因，是法国近年来财政状况的恶化。为削减赤字，政府提出了440亿欧元的紧缩计划，其中包括实施财政“空白年”、冻结养老金与社会福利、取消两个公共假日等措施。然而，该计划不仅在政坛引发广泛争议，也未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民调机构Odoxa的调查显示，高达84%的法国人对这份撙节计划持反对态度。
在此背景下，8月25日，贝鲁突然宣布将提请国民议会进行信任投票，理由是推动财政紧缩计划需要议会明确态度并赋予必要的政治授权，投票时间定在十余日后的9月8日。
这一决定令执政盟友感到意外，却让反对党派看到了机会。从程序上讲，推进财政紧缩计划并非必须以信任投票为前置条件。而一个在议会中支持率不占优势、处于弱势的政府，此前虽多次经受住不信任动议的考验，此次却主动发起信任投票。对于极左和极右政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治契机。因此，在贝鲁宣布消息当天，极右翼的国民联盟以及极左翼的“不屈的法兰西”和法国共产党便明确表示，不会对贝鲁政府投信任票。
对于极左派来说，其核心目标是推动马克龙辞职，推翻现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他们原本计划在9月底对政府再次提出不信任案，而贝鲁主动将投票时间提前，对他们而言如同“雪中送炭”。极右派在促成巴尼耶政府倒台后，对于是否主动发起或参与推动不信任案一直持谨慎态度。尽管极左与极右都对政府持反对立场，但二者之间存在深刻分歧，无论哪一方发起不信任案，另一方都可能因顾虑而难以形成合力（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今政府主动发起信任投票，反对党派自然不会错失机会。
于是，贝鲁主动发起的信任投票，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贝鲁在信任投票中以194票赞成、364票反对的较大差距落败，但法国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胜负的关键仍在于掌握66个议席的社会党。在决定发起信任投票前后，贝鲁政府均未采取实质性措施争取社会党的支持。这不仅导致社会党在短暂观望后决定反对政府，而且政府注定失败的态势，也使得原本立场摇摆的共和党和中间派党团Liot无意介入。这两个政党未对议员发出投票指示，允许其自由投票，结果出现了28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情况。倘若贝鲁政府能够努力争取社会党的支持（即便只是表现出争取的姿态），并借此呼吁游离势力支持，即便各党团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信任投票的结果仍有逆转的可能。但贝鲁政府最终选择了“硬着陆”，而非寻求可能面临更大挑战的“软着陆”。
贝鲁执政九个月的政策与政治困境
回顾贝鲁九个月的执政历程，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贝鲁政府常被批评为“得过且过”，在上任初期通过预算案后，几乎没有推出重大立法或进行结构性改革。上任时，贝鲁曾将面临的困难比作喜马拉雅山，称“我知道困难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但我认为必须尝试”。这种表述，往好的方面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另一方面看则显得“底气不足”。
贝鲁的短暂执政期间，也受到一些虽非致命但影响负面的事件困扰。上任伊始，在海外省马约特岛遭受飓风袭击时，他回到自己兼任市长的波城（Pau）参加市政会议，这一行为被批评为不分轻重缓急。执政初期，他曾向社会党示好，以换取其不参与极左派发起的不信任案，但随后又发表关于移民问题的言论，称移民过多让人有“被淹没的感觉”。这种偏向极右的表述不仅未能争取到极右派的支持，反而破坏了与中左派之间原本脆弱的信任关系。此外，贝鲁政府重新开启退休改革问题协商，这也是此前换取社会党不参与倒阁的举措之一，但最终协商无果，于6月彻底失败。
而2月份曝光的贝塔朗圣母学校（Notre-Dame-de-Bétharram）事件，更是对贝鲁政府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直至其下台都未完全平息。贝鲁的子女曾就读于这所纪律严格的天主教私立学校，其夫人也曾在该校任教。随着该校学生多年前遭受虐待、殴打甚至性侵的丑闻逐渐发酵（甚至贝鲁的女儿也自曝曾遭到殴打），1990年代曾担任教育部长的贝鲁被指在此事上“大事化小”、存在包庇嫌疑。
在与总统马克龙的关系上，二人虽未公开对立，但也时常传出不合的消息。贝鲁曾提议就公共财政问题举行公投，然而财政问题并非适合公投的议题，且公投方式本身属于总统的职权范围。此外，他还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其接回被法国驱逐的阿籍公民，而外交事务同样是总统的专属权力。在第五共和国体制下，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分配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马克龙和贝鲁都面临政治弱势的情况下，本应更加注意职权界限，但贝鲁的相关表态被认为是越界行为，对双方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关键的预算紧缩问题上，贝鲁的立场常常显得含糊不清。他承诺让富人承担更多责任，却未能明确具体操作方式；他表示愿意就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假日等问题进行协商，但坚持要在信任投票之后进行。尤其是取消“复活节星期一”和“二战胜利纪念日”这两个公共假日的提议，从一开始就被舆论质疑是为日后的谈判预留讨价还价的空间，可在适当时机宣布放弃以体现政府的对话诚意。但直至下台，贝鲁也未在这一方向上采取进一步行动。这种策略（如果可以称之为策略的话）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困境：如果在技术层面不做出让步，政治层面的难关便难以逾越；而如果政治层面无法过关，技术层面的让步也就无从谈起。
尽管信任投票的结果早已显现，贝鲁在8日的演说中仍表示：“你们中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也许是最理性的那些人——认为这一选择不够理智，风险太大”，但“最大的风险，恰恰是不去冒险，让事情照旧下去，政治一如既往”。这番话本身有其合理性，但从贝鲁口中说出，却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面对复杂的政治博弈，需要坚定的求生意志和灵活的应对策略，然而贝鲁在执政过程中未能充分展现出这些特质，或者说，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马克龙政府面临的政治格局与挑战
然而，贝鲁政府的执政历程，是否是为了迎合总统的意愿？
从贝鲁上台之初，坊间就有传闻称，在选择巴尼耶的继任者时，贝鲁并非最初最被看好的人选。但他向马克龙提出，若不任命自己为总理，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党”将退出执政多数派联盟。考虑到执政联盟分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马克龙最终选择任命贝鲁为总理，使其超越此前多位热门人选入主马提尼翁宫。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0日，法国巴黎，法国新任总理、前武装部队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前）在马提尼翁府与即将离任的总理弗朗索瓦·贝鲁（后）举行权力交接仪式。
如今，在经历了几乎毫无建树的九个月后，贝鲁结束了其在马提尼翁宫的短暂执政。但在担任总理之后，贝鲁及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党”是否还会像之前一样坚守在执政联盟中，或是成为持不同意见的力量，根据政治形势谋取最大利益，仍是未知数。毕竟，在证明自己难以胜任总理职务、继续参选总统希望渺茫之后，这位74岁政治人物的政治影响力似乎已达瓶颈——尽管他本人坚称自己的政治生涯尚未结束。贝鲁和“民主运动党”的动向，可能成为马克龙剩余任期内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围绕贝鲁政府的失败，尽管贝鲁本人负有责任，但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困局的根源在于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马克龙决定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一决定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执政党失去了原本在议会中的相对多数席位，政治格局呈现碎片化，形成了如今“难以治理”的局面。外界常提及法国“两年换了五位总理”，实际上，除了刚刚上任的勒科尔努，真正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艰难执政的总理是巴尼耶和贝鲁，而这两位都是议会解散后的产物。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体制中，总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总统“政治保险丝”的角色，既要获得总统的信任，又要得到议会的认可。当政治形势需要时，总统可以通过更换总理来推行新政策或平息舆论不满，从而避免自身受到直接冲击。因此，法国总理任期通常较短，两三年是常见情况。在马克龙执政初期，菲利普（2017-2020）、卡斯泰（2020-2022）、博尔内（2022-2024）三位总理的更替基本符合这一逻辑，甚至阿塔尔的上任（部分目的是为迎战欧洲议会选举），也在政界和舆论的预期之内，未被视为异常变动。
然而，真正的政治异动发生在阿塔尔政府执政中期，标志性事件是马克龙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据称阿塔尔事先也不知情，这也导致了双方之间产生嫌隙）。重新选举后的议会力量格局发生变化，阿塔尔政府难以继续执政，马克龙不得不从偏右翼阵营挑选人选，以争取共和党的支持，于是有了后来的巴尼耶（典型右翼）和贝鲁（中间偏右），就连新任总理勒科尔努也出身于共和党。
随着贝鲁政府的倒台，政治压力迅速传导至马克龙身上。民调机构Elabe在9月4日公布的“政治晴雨表”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已跌至17%，刷新了今年1月18%的纪录，不信任度高达76%。他在社会中下层的支持率一直较低且持续下滑，而更为严峻的是，原本坚定支持他的选民群体出现了信任危机，支持率大幅下降14个百分点，降至45%，企业管理阶层的支持率也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过去七年多来一直支持马克龙亲商政策的群体开始对其失去信心，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法国历史上，法兰克人建立的墨洛温王朝后期曾出现“懒王”（Rois fainéants）现象，即国王大权旁落，不理政务，而实际权力掌握在“宫相”（Maire du palais）手中，宫相甚至可以决定国王的废立。最终，“宫相”家族出身的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终结了墨洛温王朝，开创了加洛林王朝。
显然，马克龙并非“懒王”，相反，他不希望大权旁落，渴望有所作为。这种雄心在过去七年中促使他推动了多项改革，但也积累了一定的民怨（新冠疫情和通胀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并在2024年议会重新选举中爆发出来。在此背景下，马克龙在诸多内政议题上的行动受到限制，总理作为政策缓冲和“保险丝”的角色愈发重要。他不得已任命贝鲁以平衡各方力量，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总统并非“懒王”，总理却在九个月内几乎无所作为，浪费了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关键时间。尽管距离任期结束还有近两年，马克龙迅速任命了新总理（事实上，在选择巴尼耶的继任者时，勒科尔努原本比贝鲁更被外界看好，但最终贝鲁胜出，导致九个月的政治波折），但鉴于议会碎片化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政治纷争不可避免，马克龙在剩余任期内实现重大突破的难度极大，其执政或将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
“封锁一切”社会运动的特点与影响
在贝鲁政府信任投票失利两天后，法国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封锁一切”运动于9月10日如期举行。尽管运动在全法多地展开，个别地区出现了焚烧垃圾桶、袭击商店、警察使用催泪弹等冲突场面，但整体规模和激烈程度未及预期，许多地方的游行以和平方式结束。或许是因为当局对此次运动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也可能是贝鲁政府的倒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部分社会情绪，总之，运动的实际影响远小于事前的渲染。
即便如此，“封锁一切”运动仍值得关注，因为它的起源和发展逻辑与传统社会运动有所不同，更像是2016年“黑夜站立”（Nuit Debout）、2018年“黄马甲”（Gilet Jaune）等新型社会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媒体也普遍将其与“黄马甲”运动进行比较，只是在组织形态上更为松散。目前尚无法预测该运动未来的发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