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票房黑马背后：战争影像的伦理困境与历史反思
界面新闻记者 | 玥涵
界面新闻编辑 | 玥涵
注意了！2025年暑期档，抗战题材电影竟集中爆发，引爆观影热潮。《南京照相馆》率先登场，这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影片，普通百姓冒死冲洗日军暴行证据的惊险故事，票房与口碑双双超预期。紧随其后，《东极岛》真实再现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壮举；而聚焦731部队罪行的《731》也已定档9月18日，势必掀起新一轮历史反思浪潮。
抗战片集体回归大银幕，不仅折射市场对历史故事的情感渴求，更引爆了关于战争影像“如何正确呈现历史”的激烈辩论。尤其《南京照相馆》中大量血腥和死亡镜头，直接引发“是否适合少儿观看”的争议。
战争影像不仅是视觉冲击，更是塑造“集体记忆”的关键媒介，深刻影响我们如何观看、叙述和重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沟口雄三指出，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过去式，更以现在时态持续发酵，内部不断滋生对立与裂痕”。本文以《南京照相馆》为案例，深入探讨战争影像面临的伦理与叙事挑战。
来自受害者的叙事
《南京照相馆》聚焦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几位南京平民被困照相馆，被迫为日军冲洗底片，却意外发现记录屠城暴行的照片。在战争缝隙中，这群只求活命的普通人选择让证据流传，成为战后审判的关键罪证。
导演申奥选择象征性空间——照相馆，作为战争影像生产的起点。这个平民经营的小空间，承载了普通人的恐惧与挣扎。
影片角色并非浴血奋战的将领，而是性格复杂、动机模糊的普通人：邮差阿昌为活命谎称会冲洗照片；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躲藏时颤抖求生。导演未掩饰人性软弱，也未神化遇难为殉道，保留了行为动机的复杂性。
“汉奸”王广海跳出脸谱化塑造，一切只为求生，台词呈现极端境遇的内心挣扎。他的行为未被粗暴审判，而是作为战争道德模糊地带的切片，展现大历史中人性的幽微复杂。
另一方面，过去南京大屠杀影像中，中国人常被设为“无声的受难者”。《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一书指出，受难者往往被塑造为镜头被拍摄者，极少成为主动视线。作为“创伤记忆”，叙事方式欠缺“受害者的自主言说”。
例如《金陵十三钗》中，传教士与日军主导叙事，中国平民成为被拯救的沉默客体。历史学者孙江评价：“在他的镜头下，中国人不外是一群被欧美人和日本兵拯救的沉默‘客体’”。
对比之下，《南京照相馆》提供叙事反转。设定阿昌替日军洗照片，既掌握记录技术，也承担藏证据、见证暴行的功能。显影技术暂时保命，也夺回影像权力——用敌人器具见证敌人暴行。这意味着“历史之眼”从施暴者、救助者转向受害者自身。
这一转变象征意义重大。以往战争叙述中，记忆权力由战地摄影师、传教士或日军士兵掌握，他们既是见证者也是讲述者。而受害者只是胶片上的形象，无法进入讲述框架。
现实中，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公共叙事中的复活，并非持续记忆，而是重新发现的产物。《记忆的纹理》指出，1949至1976年间，《人民日报》报道较少，直到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增多——日本文部省试图修改教科书否定侵略历史。
此后三十余年，日本右翼否认战争责任、参拜靖国神社，东史郎与夏淑琴跨国诉讼、慰安妇索赔运动等事件，陆续为中国媒体提供重访历史契机，激活南京大屠杀记忆。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促发了中国人‘创伤’记忆……在‘批驳右翼言行’目标下，加害者角色更积极立体，而受害者主要以‘中国人民’代言人身份表达集体性诉求。”
这种国家主导记忆方式，让“受害者”形象被抽象化，成为“南京市民”“中国人民”的模糊群体。他们在纪念仪式中被提及，但个体声音常缺席历史讲述。
在“还原历史”与“复制暴力”之间
作为以普通人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影片未采取主旋律英雄叙事，而是通过普通人构建贴近观众情感的故事。大量血腥场景密集呈现，引发“要不要带孩子看”的争议。
这些争议正是战争影像的两难：唤起历史记忆的同时，如何不落入暴力奇观陷阱？如何不激化新仇恨？
正如《记忆的纹理》所指，199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被纳入“国耻叙事”体系，与鸦片战争、“九一八事变”并列近代民族创伤标志事件。政治学者刘擎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创伤不仅需疗愈，更被当作激活情感机制。一方面通过创伤唤醒认同，一方面将“复兴”作为愈合机制。历史伤口需“反复揭开、不断激活”。
但在创伤解决方面，无论是“等待日本道歉”还是“实现民族复兴”，都未跳脱外交政治与意识形态框架，挤压了其他历史叙事空间，如“人性之恶”“制度反思”或“救赎伦理”等替代路径。
例如在《南京照相馆》中，通过底片留证展开叙事，尸体堆积、烈火焚身、硫酸腐蚀，血腥场景频密铺陈，死亡成为镜头核心语言。暴力画面堆叠是否真深化历史理解？
美国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提到，观看痛苦是典型现代经验，依托现代传播技术，苦难跨时空观看才可能。她写下战争摄影两难伦理：当受难图像反复出现，它易不再唤起反思，而可能沦为“仪式性同情”或“被安排义愤”。美国纪实摄影师Allan Sekula也指出，战争摄影建立在“暴力交换关系”中：观众透过他人伤痛确认自身正义，观看成为隐形快感。
于是悖论显现：影像为抵抗暴行、记录历史，实则在形式上复制暴力本身。记住历史的同时，却通过影像反复激起从屈辱、愤怒到复仇的情感闭环。例如影片开头，日本军官命令记录子弹穿透战俘头颅瞬间；结尾，逃出的母女再次用相机对准战犯，镜头定格子弹击穿头颅一秒。
这或许是战争影像伦理难题所在：在试图记住历史的同时，影像却可能落入复制暴力、再生产仇恨陷阱。真正值得追问的，并非镜头是否呈现“足够充足”血腥，还有它是否构建了足够复杂、开放的理解结构。换言之，观众是否仅止于情绪仇恨，还是能通过叙事辨识更深层结构暴力：军国主义如何导向大规模杀戮？帝国如何制造对他者冷血？普通个体为何滑入暴力合谋？这些问题，才是战争叙事超越仇恨情绪动员、进入历史反思关键。
在国产抗战影像中，“血腥”与“牺牲”常被视为历史再现必要条件，仿佛只有通过极端视觉，观众才得应有记忆强度。然而战争影像是否能走出“从受难到复仇”情绪反复激活，不再困于暴力奇观？这或许是面对《南京照相馆》时，我们应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