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暗战：高分考生背后的操纵游戏
你是否想过，高考高分之后，等待考生的竟是更煎熬的抉择？是选择A校还是B校？听从父母、老师，还是招生组的建议？
“在我人生的前十八年，所有人都告诉我要只关心分数。现在你要我在十天内决定我的未来？” 王琪瑶记得，曾有高分考生这样和她倾诉。
王琪瑶目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于国内一所知名高校，在校期间曾深入中国西部地区做高校招生志愿者，亲眼目睹欠发达地区顶尖考生的迷茫与压力；看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断裂的衔接；也见证无数贫困家庭对孩子未来缺乏具体想象和实际支持。
后来，她以此为课题展开研究，访谈了30位高校招生志愿者。她试图揭开这条看似精密计算的升学路径背后，考生的未来到底由谁主宰，又如何构建？
以下根据王琪瑶的口述整理（涉及的具体院校、人员信息皆为化名）：
更受青睐的“上海表姐”和张雪峰
“当时那个状态是懵的。成绩出来，我真的只高兴了不超过十分钟。紧接着就有无数个活动要参加，无数个人的话要听，无数的信息夹杂在一起。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三天之后，不光大脑晕了，身体也晕了——我发烧了。”这是我当招生志愿者时，一位高考“状元”的亲口诉说。
面对我所在高校和另一所高校，他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不知如何抉择：“对方院校告诉我不要相信你们说的任何一个字。而你们告诉我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我的高中老师说我要相信自己，但同时分数一出来他们就把我带去了对方学校。我父母说他们不会干涉我的决定，但他们和对方学校签了合同。那我到底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当时，在我参与招生的西部某省，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家庭对于大学和专业的认知，主要依赖两个信息源：张雪峰和本地人的口耳相传。
在张雪峰等志愿参考“网红”崛起前，本地人的口碑是最典型的信息渠道。如果没有依据，“小地方”的家庭只能根据往年分数线判断学校优劣，但热门专业年年变，十年前经济与管理方向还是高分考生的最爱，如今却常因就业担忧让人望而却步。
考生和家长更信任大城市亲戚的建议。我记得有一年B校招生组建议某考生选计算机专业，但他们最终听信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表姐。这位表姐推荐去A校自动化专业，因为“这能让咱家孩子在上海找到工作”。他们甚至不知表姐毕业院校，只知她在上海读本科后留下。所以，只要听说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考生和家长就觉得可信，他们选了A校，但最终也没进入自动化专业。
当庞杂信息让家庭“头痛”时，张雪峰代表的志愿参考博主异军突起。对广大家庭来说，张雪峰的直播直白、简单、有效，性格在家长眼中“风趣、解压”。他不仅能梳理思路，更关键的是，在许多家庭心中，他愿意站出来“避雷”，指出某些“光鲜”专业可能不适合弱势背景考生。对西部某省家庭来说，他们难承受专业“踩雷”的代价。
招生组在利益上优先代表高校，而非考生。从考生视角，如果招生组目的与自己不一致，那么“官方”接近时，就可能带有“意图”和“利益考量”。招生组相比于“上海表姐”和张雪峰，更像是“官方信息”与“民间信息”的对比。这时，考生宁愿相信看似无利益冲突的“民间”。加之招生组故事常被传为“顶级高校神秘拉锯”，这加剧了不信任：“招生组会不会为招我而弱化事实？”、“我要确认招生组成员真心为我”。
但官方与民间不该对立，而应互补。
对比国外申请制度，国外考生申请院校、选课时，会尽力搜集信息，如浏览官网、研究培养方案、借阅教学大纲。尤其不会错过与招生人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招生组的算盘
每年四月前后，各高校召开招生会议，了解招生计划，并按省份组建招生组。
高考出分前二至三天，各校招生组需召开动员会议。最大任务是培训招生志愿者，尤其是“谈心”技巧。
出分前一天，招生组大部分成员到达所负责省份的几大城市驻地，准备“鏖战”五到十天，直到考生在志愿填报系统中最终锁定选择。
对考生成长经历的把握，高度依赖招生志愿者的经验或性格。
以西部某省招录为例，我当时参与的招生队伍主要有三类人：辅导员、大学教授和低年级学生。
辅导员在谈心方面比其他成员更有经验，能快速与考生建立信任。
他们是招生队伍里最稳定的群体，常承担各省份主要城市“招生组长”职责。所以，如果留意高校发布的招生组联系信息，可能看到“某老师”及其电话连续几年出现在同一省份。招生本身也是学生工作一部分。我们常说，招生组老师所展现的状态，往往是学校管理的缩影。
大学教授主要从专业角度提供知识和职业规划支持，他们在职业生涯规划上更有洞见。当然，教授们有时过于直接，建议不一定适合学生未来。
学生是招生志愿者的大多数。当时我所在的西部某省招生组里，他们多曾就读于该省各高中。学生志愿者多为大一、大二学生，优势在于“学姐”“学长”身份，能与考生迅速建立平等友谊。
辅导员和教授人数少且更专业，主要工作被安排为“定点爆破”（只关心重点考生）；而学生志愿者则对接与自己专业或背景相近的考生。聊天内容涵盖大学生活、西部考生去北京读书的优劣、不同专业前景等。交流频率因志愿者而异。有人可能“信息轰炸”，连续发送消息；有人相信“化学反应”，观察考生意愿，不想聊时不打扰。
一旦考生确定志愿，学生志愿者就辅助对接考生在系统中填报并锁定。锁定后，不再更改院校。这时大家放松，志愿者加强考生对院校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考生常听到：“欢迎你下一年一起来招生，你今年选择特别正确！”
重点考生分配给至少参与过一次招生的学生志愿者。重点考生包括极高分考生、压分数线考生，以及有“预设倾向”的考生（已决定去竞争对手学校）。对招生组来说，最棘手的是极高分和预设倾向集于同一考生。
一般来说，一省考生有固定高校倾向，如A校和B校两所顶尖学校，在不同省份优势不同。在西部某省，招生组默认A校更有优势。这导致B校每年游说异常艰难。所以，对最难劝说、分数最高的几位考生，两校招生组常需跟进到志愿填报系统开放后一两天。
招生组在游说中最看重专业、志愿填报问题。但往往与专业不直接相关的内容更能赢得信任。例如，考生好奇大学经历——绩点维持、实习时间、三千米跑步、食堂饮食、运动场馆数量、学生助理时薪等。这些实际体验和具体感受，只有招生组志愿者能讲透。
当前高考研究中，大家普遍将分数线默认为自动根据排名划定的事实。但我的观察是，高校对分数线的关注会反过来影响录取结果。
例如，当两所顶尖高校在同一地区分数线相同，会希望将数量较多、踩线高出一分的考生招纳进来，以提高自身分数线，同时降低对手分数线。这需要策略。
一种结果是，两校都无法增加分数线。A校可能和考生分析：虽然你不愿进A校，但也不建议考虑B校。你可去其他顶尖高校。因为你卡在分数线上，B校难给你更好“待遇”，不如去分数线较低的学校，获得更多奖学金或热门专业保障。
另一种结果虽能增加分数线，但可能忽略考生整体需求。例如，B校为应对A校竞争，愿以更热门专业“托住”踩线高出一分的考生。考生可能被B校告知：我可给你更“好”的、原本需更高分才能进的专业。
但问题来了，如果把这名考生安排到更高分专业，那某个也想去这专业且得分更高的学生怎么办？
招生组需劝说更高分同学：其实你不需要这专业，大学培养贯通，你可读相关专业。以计算机系为例，今年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各专业都设置与计算机系相关课程。以高中生知识储备，难看出区别。招生组还可能说学校计算机专业不突出，劝他转向其他方向，从而锁定踩线学生。
考生之间往往不共享信息，学校几乎不公开这部分内容，大家只看到录取结果，而非博弈过程。
能自己做主吗？
我常好奇考生最终为何选择某专业。有时，听到这样的答案：“很多相熟的高中学长学姐去了，所以我也想去。”
我追问他们是否知这些毕业生为何选择这方向，有考生解释：“社会上普遍认同某行业好，大家就都选；如果‘对口’工作难找，就暂时不考虑。”
当年外企工作“吃香”时，大家愿选以外语或贸易为强势学科的学校。如果本省有好大学，离开家乡意义不大，就不需去北京或上海。现在情况不同，不论高校、高中、学生、家长，都认为分数达到就要去最好高校的最高分专业，不然“吃亏”。
例如有两句出名话：“A校的冷门专业也是冷门专业”和“B校的冷门专业也是B校”。前一句说，就算进顶级学校，专业被认“不好”，人生也会受局限。后一句则认为去顶级学校见世面和获资源是次一级学校不能比的。
今年有新闻，一所中学里，三个学生没报考按分数应去的最好学校，我相信他们也有被分到冷门专业影响就业的担忧。他们的老师非常生气，在群聊中发火后解散群聊。一方面，我理解老师教学压力和为学生担忧；另一方面，我又觉这些学生恰恰知自己要什么——他们能放下高分“限制”，坚定内心，找寻道路。
我愿分享一个考生拥有充分自主权的例子。当然，这是极端情况。这么多年，我只接触过一个完全不干涉考生、给予充分决策权的超高分考生家长。这是个小康家庭，样本特殊，虽不能成西部某省乃至中国大部分家庭缩影，却可展示理想化决策过程。在这案例中，我也没听到来自学生高中的声音，这在西部某省很少见。
由于考生分数极高，按招生目标，A校和B校招生组当然希望招揽。两校按往年经验，尽力联系家长，试图通过家长说服学生。出人意料地，家长温和而坚定地婉拒两方。家长明确表示：“我承认有学校偏向，但会尽量不提前表露。只会在孩子决定前给些建议，最终让孩子自己决定。”
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后续志愿填报的确由考生个人意愿决定，家长做到了承诺的“不干涉”。
相比于这考生，大部分考生面对的并非完全自主。
有个考生在高考过去三年后，对我感慨：“我妈到现在还觉得我是不是飞得太高。她总念叨，考那么高分干嘛，不如在C大学（西部某省内最好大学）上本科。”
西部某省家长最爱说回家，他们希望孩子回家，而非留大城市。因为家长和一辈子生活“小地方”的学生自己想象不到别的路径。大学毕业后回本省，找“体面工作”，如考公、考编，就叫“飞得很高”。同理，高中老师也在既有路径上观察每年考生和所知道路。他们对“飞得高”有自己定义。
对于想影响孩子决策的家长和高中老师，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干预简单等同于掌控，也不能弱化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更高位置。不管面对爱还是权力，孩子总是弱势方。
精密计算之外
并非所有人都会权衡各种意见，精密计算条件、未来、偏好后，才选择学校和专业。
有一个选考物理类的重点考生李明，高三整年，他一直与B校一位招生志愿者保持联系。他对我说，他很喜欢那志愿者，知自己更适合B校，甚至系统分析过匹配度。
高考分数出来后，情况瞬间扭转。他不到半天就选了A校。原因非常简单，A校先打电话，介绍以通识培养闻名的王牌院系。李明当下觉得可去，就直接与A校签约（指决定志愿意向）。李明没犹豫，直接给B校打电话，表示已签A校。
他是少有没纠结的考生。在这紧张考后决策窗口，他的决定可能不够理性，但情感上合理。也许他在自己和身边人从高考到出分大起大落情绪中，感到疲惫，或面对选A校还是B校这种“甜蜜纠结”，会感受决策压力。
招生志愿者们常通宵工作，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早上八九点起来开例会，睡眠不足，精神紧张，一直高度紧绷。结果就是，弦有时会“崩掉”。这里分享一个亲身经历。
我当招生志愿者时，遇到一个有理想的重点考生张鑫，他希望未来从事某传统W专业的学术研究。W专业也是我招生所在学校的王牌专业。我学校可给他W专业，另一所学校让他参加考试才录取——考一个和W专业听起来类似但有实质区别的专业。身为高考生的张鑫，其实了解不深。我当时接触他时，他第二天就要参加那所学校考试。
这考生的好朋友是高分同学白杨，白杨已在大学校园参观两天，决定选我所在学校。当时我和两位有经验的招生志愿者，请白杨帮忙打电话给张鑫。我们四人在电话里劝说张鑫，每人口干舌燥，但张鑫始终拒绝考虑我们学校。我记得看表，是夜里凌晨一点。这时，我脑子一嗡，不知为何提高音量，问考生为何不想来我们读W专业，问他到底担心什么。
这突然提高的音量，让大家都懵了。张鑫可能没想到我们态度从苦口婆心变激动。我感觉态度可能吓到张鑫，决定不再说话。
但坐在我对面的志愿者胡洪像想到什么，他眼睛“滴溜儿”一转，道：“哎呀，‘王教授’（指‘我’）为你担忧啊，她是W系教授，我们特意找来。你看，这么晚，‘王教授’还来跟你聊专业和发展。‘王教授’希望你可延续学术梦想，你到底为什么不想来？”
他每句“王教授”都刻意加重语气。我当时又好气又好笑，满脸通红想辩解“这哪是读书人该有做法”，又理解他的即时反应最有希望让学生选我们。
因为我们似乎没别的办法了。张鑫沉默，我们也沉默，谁也不想再说。在这沉默中，我们结束通话。
张鑫一夜辗转反侧。第二日早上六点多，他发消息给白杨，问能不能帮找主管志愿者，来我们招生组驻地签约。他放弃考试，知就算去也会因睡眠不足影响结果。
我和白杨后来坐一起反思这事。那时，我们都不理性：我们都太沉浸竞争中，同样无力。
在这些年研究中，我常想：招生志愿者从自己角度出发，认为所做很多为考生，但真为考生好吗？这难道不是在证明我们自己（对院校）选择正确？就算我们确为张鑫好，才“演”这出戏，那会不会依然导致张鑫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主观能动性？
我还招过一个高分考生张远，他来我们招生组驻地，和几位志愿者进行六小时会面。但我们无论怎么劝都没效果。他父母意见也不同，妈妈希望他回家乡，爸爸觉得孩子出去闯也好。
A校和B校在竞争他时，一直塑造一线城市学校的精英感。但这精英感，更让他敏感察觉自己作为“小镇”孩子与“北上广”的差距。
我那时隐约感觉到这一点，说道：“你在这学校可以过成什么样，一定不是因为你本身是哪里人，而是因为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北上广长大的，但我在学校适应过程非常艰难。但学校给了我试错权利和机会，让我明白并非只有一条路通向终点。”
后来他告诉我，这句话瞬间改变他的想法，他报了我们学校。
跟很多人想象的精英叙事不同，我反而觉得失败和困惑对高分考生有“奇妙吸引力”。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失败。张远当时已走到自己所能想象、以分数计算的“顶点”，我想，他恐惧之后向下滑落的可能，而这恐惧也是压力，把他压得难喘气。
而我告诉他，每个人都可能面对这样的滑落，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恐惧，如果我作为一个不“小镇”的人也有和“小镇”的人同等压力，那么他所担忧的精英和不精英的差距本就不存在了。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保持联系。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今世界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教育，更关注这些通过脚踏实地教育进入顶级高校的中国精英。但西方世界仍不了解中国高考，也不了解中国精英如何产生。
这里可做横向对比。美国大学招生是申请制，考生展示各类成绩，如科研成果、比赛结果、课外活动等，也写作文书，向院校“推荐”完整自己。精英阶层内部是“互相推荐、内部复制”状态。很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难进入这样精英社群。
在中国，高考依然是最公平、最适合社会的制度。它能高效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中国高考依然为普通家庭孩子提供进入顶尖大学的渠道，“寒门依然能出贵子”，但足够高分并不直接保证他们做出更合适院校和专业选择。
国内院校对“状元”和分数线的追求，导致招生时对分数之外维度关注变弱，至少弱于西方申请系统中招生官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度。
姜以琳博士的《学神》和郑雅君博士的《金榜题名之后》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寒门贵子”进入精英大学，所面对的不只是国内大城市精英学子的竞争，更要面对踏入全球精英圈层的挑战。
我在西部某省遇到的高分考生都是“金榜题名”的“学神”。这些“寒门贵子”多是第一代大学生，很多来自较贫困家庭，某年“状元”出自曾下辖十来个贫困县的地级市。
相比于大城市孩子，“寒门贵子”们没有对人生精心规划，也没有家庭处处托举。他们前十八年人生中，最大任务就是把考试科目考察内容理解透彻。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这些进入顶尖大学的考生们，在未来要怎么和那些“互相推荐、内部复制”的全球精英交流？
宏观上，我们展望全球精英圈层；微观上，我们希望让考生回归对个体生活的想象。在我的观察中，不管学生进A校、B校，或C校、D校，四年本科后个人发展不一定有本质区别，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需要构建新桥梁。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在高考结束后短时间内，通过什么办法和媒介，鼓励刚高考完的学生：是时候找到更多兴趣爱好了，也是时候具体想象自己未来希望拥有的生活了。
但这意思不是让招生组，或任何组织、个体立刻承担帮助学生建立具象化想象的责任，而是希望把它提出来，让全社会一起面对这属于青少年的“成长”课题。
这一改善需要长期共同努力，尝试引导孩子们思考：你想要什么生活？为了拥有这样的生活，你可以为此做出哪些努力？你从现在开始打算做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会让你获得这样的生活？
我相信高等教育最终还是回到个体，回到问题的关键——“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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