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家庭暴力，不少人常因"家庭"二字将其误认为难以介入的"家务纠纷"。然而，随着多起恶性家暴案件的曝光，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家庭暴力绝非私事，而是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行为。
近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成都"两年16次家暴案"二审宣判，施暴者贺某阳因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该案中，受害人谢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遭受暴力侵害，即使在怀孕8个月时仍未能幸免，其遭遇引发公众对反家暴机制落地效能的深度思考。
司法文书显示，谢女士在两年婚姻中累计遭受16次家暴，导致全身20余处损伤，包括肝脏部分切除、肠道手术修复、左肾萎缩等永久性伤害。尽管受害人曾6次报警并2次获得警方《家庭暴力告诫书》，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却因"需提供本地身份证明"等理由被驳回，法律保护机制未能有效发挥防线作用。这一现象暴露出《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十年来，各地在法律执行层面仍存在显著差异。
据谢女士陈述，暴力始于2021年孕期，丈夫贺某阳因生活琐事频繁实施殴打。即便在警方发出告诫书后，施暴行为仍未停止。2023年4月24日，谢女士携带家暴证据光盘向成都武侯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却因"被申请人非本地户籍"遭拒。当晚，贺某阳将其诱骗至酒店实施最严重暴力侵害，造成其多器官功能损伤，经鉴定构成重伤二级。
谢女士回忆，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其实施严格控制，回家时间、消费支出甚至服饰选择均可能引发暴力。首次报警后警方仅作口头警告，第二次报警才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律师介入后建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法院以"需提供本地身份证明"为由驳回申请，而其提交的有效期内身份证复印件因非成都户籍被认定无效。
《家庭暴力告诫书》作为公安机关督促施暴者改正的法律文书，在本案中未能起到震慑作用。贺某阳签收告诫书后虽承诺不再施暴，但实际暴力频率反而增加。2023年4月24日保护令申请被拒当晚，谢女士在酒店遭受的暴力导致其肝脏破裂、肠道穿孔，经紧急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构成永久性伤残。
家暴受害者 谢女士：法院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仅提供居住证明无效，必须提交对方本地身份证明。我当时提供了贺某阳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但因为户籍地不在成都，就被驳回了申请。
此次暴力事件成为谢女士婚姻中的最后一次家暴，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司法鉴定显示，其肝切除术后构成八级伤残，肾功能损伤构成九级伤残，全身累计20余处损伤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的重伤情形。2024年一审法院判处贺某阳有期徒刑11年，赔偿各项损失37.9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案件虽已宣判，但谢女士的遭遇引发公众对反家暴制度的深刻反思：为何法律明确规定的保护机制，在实践中会因地域差异出现执行梗阻？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救命稻草"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受害者的安全屏障？
人身安全保护令，本应是受害者逃离暴力的“救命稻草”，现实中为什么会因为种种障碍未能及时发挥作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九年来，各地法院签发保护令数量从2016年的678件增长至2024年的6351件，增幅近十倍。但全国3000余家基层法院年均仅签发2件的现状，与8.6%的已婚女性曾遭家暴的调查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制度落地的结构性矛盾。
对比重庆巴南区的反家暴实践可见显著差异。当地建立的法院、公安、妇联"一站式"保护令申请机制，允许受害人在派出所直接提交申请，民警通过专用平台协助录入信息，法院最快20分钟即可在线审核签发。2016年至今，该区已累计签发保护令超1000件，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实现证据标准、处置流程的规范化管理。
重庆市巴南区法院家事法官介绍，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实施后，保护令申请证据标准已从"高度盖然性"降至"较大可能性"，申请人可通过报警记录、伤情照片、聊天记录等十种证据形式证明家暴事实。该院开发的智能申请系统设有暴力类型、禁止行为等勾选项，大幅降低申请难度，平均审理周期压缩至12小时内。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法院可依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等直接认定家暴事实。但实践中，多数受害人因无法提供完整证据链被驳回申请。最高法2022年司法解释特别列举了包括录音录像、电子数据、医疗机构证明等在内的十种证据形式，降低了举证门槛。
记者注意到，重庆推行的保护令申请模板中，"禁止接近受害人""禁止电话骚扰"等常见诉求均设置标准化选项，申请人无需撰写复杂文书，可由民警或妇联工作人员协助勾选完成申请，大幅提升了制度可及性。
2024年10月施行的《重庆市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通过地方立法固化了一站式申请、多部门联动等创新做法，明确公安机关接到家暴报警后应当场调查取证，对违反告诫书者依法处罚。数据显示，该区保护令申请支持率达8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务院《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报告》指出，当前家暴治理存在三大痛点：告诫书发放标准不统一、保护令申请渠道不畅、基层执法认知存在偏差。全国妇联2020年调查显示，我国已婚女性遭受配偶暴力的比例为8.6%，虽较2010年下降5.2个百分点，但绝对数量依然庞大，反家暴工作仍任重道远。
法律专家指出，消除地区差异的关键在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反家暴操作规范，包括明确民警接警后的强制调查义务、规定告诫书的必备条款、细化保护令的签发标准等。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办理规范》，拟对证据认定、审理流程、执行监督等作出统一规定。
《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防治家暴的法律，确立了告诫书、保护令、多部门合作等核心制度，但38条的法条难以覆盖实践中的复杂情况。近年来，各地通过地方立法进行补充完善，如北京规定医院接诊家暴受害人需强制报告，江苏明确保护令可禁止施暴者使用未成年子女联系方式等。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6351件，较2016年增长近十倍，但平均每个基层法院年签发量仅2件。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数据既反映制度知晓率提升，也暴露出执行资源不足、地方重视程度差异等现实问题。
随着成都家暴案的宣判，社会各界呼吁加快完善反家暴配套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家暴案件信息平台，实现公检法司数据共享；制定《家庭暴力告诫书管理办法》，规范调查取证标准；明确保护令执行的警力保障措施，对违反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有构建起预防、干预、救助的完整链条，才能让每一位受害者都能及时获得法律庇护。
下一步，立法机关拟对《反家庭暴力法》进行修订，重点完善保护令申请程序、强化执行力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期待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地域差异，让人身安全保护令真正成为家暴受害者的"护身符"，推动形成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