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k581，《汉书·儒林传》所追述的是秦汉时期的儒家各个流派发展演化的进程，不难看出，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的确对儒学传播造成了相当严重地后果。无论是从儒学传播的载体还是人员上，都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岌岌可危的状况。但还是有一些习儒之士拼命保下了一批儒学经典，如伏生和孔府，将书藏与墙壁之中得以幸免。陈胜起义，山东儒生效命军营。在刘邦的军队中，也有不少儒生，如陆贾，在刘邦贵为天子却无法感受到作为天子的尊贵之时，是这位儒生制订了一套礼仪制度，顿时朝堂上一派肃穆，“左右呼万岁”，天子之仪油然而生。这是儒学送给大汉的第一份厚礼，相信对于大汉帝王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但儒在秦汉之际并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身份。秦始皇之所以坑儒焚书，便是一些所谓的儒生在掺杂了阴阳、鬼神等杂说之后，为了功名利禄而坑蒙拐骗，从而深深伤害了始皇帝的心。几百年过去了，儒再也不是孔子时代的真儒了，在法学功利心的引导下，儒也开始趋于世俗化，“广收博取”着社会上的各种思想，秦代的儒尤其是能够活跃在始皇帝朝堂上的儒，都是充满功利心的，没有独善其身的本分，更没有兼济天下的胸襟。通过各种伎俩坑蒙拐骗，儒在这些人的代言下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大汉初立，但刘邦及其班子却高兴不起来，满目疮痍的江山该如何兴国安民呢？如陆贾所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虽然陆贾提供了一套治国方略，并且一部分很卓有成效，但秦儒的卑劣形象影响过重，刘邦他们也是心有余悸。因此，刘邦及其班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与民休息，休养生息，从刘邦到武帝初期，历经六朝，领导者始终不渝的坚持了不干扰百姓生息的政策。而黄老思想的确让大汉受益匪浅，粮仓渐渐满了，百姓的钱袋子也渐渐鼓起来了，商业兴隆，百业兴旺，一个崭新的帝国终于体体面面的站起来了。但儒生从未退出过大汉的舞台，相反在这一过程中，儒生们也多次尝试着“夺权”，试图将国家的指导思想从黄老学说转为儒家思想。但秦儒的形象一直都在，文帝时备受皇帝喜爱的儒生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正说明文帝心中的儒依然跟鬼神紧密联系着。虽然孔子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但后代的儒生则越来越强调鬼神以满足秦皇汉武等帝王的长生不死的愿望。当一次次惨重的代价摆在前面的时候，儒生的地位与形象自然会越来越低。文帝曾派亲信大臣晁错到山东跟随伏生学习，而其另外一个宠臣新垣平则同样也是打着儒生的名号。新垣平是赵地人，“以望气见上”，能言会道，说的天花乱坠。在新垣平的怂恿下，一向节俭的文帝在京城建立了五帝庙用于祭祀，对新所言更是听之从之。“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这俨然是一次为儒学翻案的行动，当然会引起朝中大臣的注意。丞相张苍和廷尉张释之等迅速展开了对新垣平的调查。而此时，贵而骄的新垣平并没有意识到，还自鸣得意地上演了一出天降神杯的闹剧。他命匠人在玉杯上刻上了“人主延寿”的字样，并谎称这是上天的意象。这种假把式相信经历过秦末动乱的张苍等大臣们都心知肚明，很快便有人告发新垣平弄虚作假，连同他的所谓望气之说也都是子虚乌有。文帝再一次成为儒生戏弄的猴子，当然使他勃然大怒，新垣平被“夷三族”。也正是新垣平的这处闹剧，使得大汉的统治者对儒生的恐惧再次提升，对其警惕心更重。景帝朝儒生在朝很多，但基本都不中用，尤其是景帝朝主政的是其母后窦太后，这是一位黄老思想的铁杆粉丝，更是被新垣平等新儒们毒害的一位受害者。在她的内心深处，新垣平等儒生深深玷污了她的丈夫汉文帝的名誉，因此她对儒耿耿于怀。一直到汉武初年，十六七岁的汉武帝登上了皇位，在太皇太后的干预下，大汉依然执行着清静无为的政策。但汉武帝不是文帝，也不是景帝，他不想在所谓的“无为”之中等待“为”的机会。再加上一个小孩子的年龄，对老祖母的处处掣肘心生不满。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起用了自己的舅舅武安侯田蚡。田蚡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因此，也积极探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治国之道，以博得武帝欢心。而在当时可供选择、戳手可得的指导思想也只有儒学，并且它相对成熟，并且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正和武帝建一番功业的需求。于是，田蚡拉拢当时的丞相窦婴，一同向武帝推荐了儒生王绾、赵臧，颇得武帝欢心。在王、赵的建议下，武帝越来越与窦太后对立，甚至建元二年，赵等建议武帝以后不需要把政事奏知窦太后。儒生的激进一下子惹恼了深宫里的窦太后，她对外朝的动向了如指掌，对王、赵等新贵们的底细更是明知于心。窦太后劈头的第一句便是“此欲复为新垣平也！”足见文帝朝新垣平等儒生之事对窦太后的影响之深。在老太后的真凭实据之下，汉武帝不得不废黜明堂，并将王、赵下狱，自杀。而田蚡和窦婴都免官。支持黄老思想的许昌出任丞相。这是武帝朝的第一次儒生博弈，但这一次大败，连同所谓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也形同昙花。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住武帝夺权的愿望，这一次失败只是更坚定了他走一条不同于祖母的治国道路。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武帝毫不客气地免除了丞相许昌，立田蚡为相。但此时的儒生队伍也是流派纷呈，到底哪一派是正宗，哪一派可以为成为治国思想，汉武帝上需要斟酌。当时有两位大儒，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江公。董长于言辞，而且名满天下。江公口吃，不善言辞。武帝最终选择了董所代表的公羊学。但巧妙地势汉武帝并没有选择董仲舒，而是选择了公孙弘。公孙弘仅仅是学了点儒学皮毛的公羊派，除了揣度圣意别无他长。司马迁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公孙弘只是凭借着“希世用事”、“从谀”的伎俩位至公卿。恐怕这正是武帝所需要的儒生，他不需要像董仲舒那种有原则有底线有操守的儒生，而公孙弘这种对儒只是一知半解的儒生无原则无底线，刚好可以满足一个强势皇帝的需求，他们只要承命即可，遵从帝意去执行就可以了。从公孙弘由一介寒儒到一朝丞相开始，儒生开始名正言顺的爬上大汉的朝堂，从武帝朝开始，儒生济济一堂。而儒在得以光明正大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如同司马迁在《儒林列传》开篇所讲的那样，“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书是为了功名利禄，那么还能读出书中的真知吗？儒是否还能担当的起治国思想的大任呢？但武帝不在意这个，他在意的是终于有一个施展自己拳脚的舞台位子拉开了。儒生在武帝之后的更是“变本加厉”，兴盛的一发不可收拾，“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但正像司马迁的担心一样，儒生没有担起治国的重任，相反在他们相互倾轧、推诿和空谈中，大汉一天天走向了没落。更为可悲的是，大汉江山居然是让一个伪儒王莽轻易间取代了，而那些曾经效命汉室的儒生们又弹冠相庆的站立在新朝的廷堂之内，山呼万岁。儒，你那本该有的操守呢？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1] [2-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说白了废除其他思想，指尊奉儒家。在汉代初年，儒家和道家针锋相对，无论是政治思想和体制都是异常激烈。儒家的思想如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等级道德与汉武帝所面临的问题相呼应。所以汉武帝废除了其他思想，就推崇儒学思想。汉武帝因为推崇儒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提出了休养生息的策略，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壮大。其中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方略，统一思想，让儒学成为传统思想，宣扬统一，以理服人、以德报怨、德化育人等政治方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被皇帝接纳，于是儒学成为国家主流思想，拒绝所有外在思想的存在。影响：儒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最为完美的统治工具，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为中国的主流思想，直到影响到清朝覆灭，影响力极深，甚至都已经刻画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学是在专制的统一下完成的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就是“内圣外王，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第一个人治社会的的完美确立，最终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