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Z世代”抗议
当地时间11月15日，以“Z世代”为标签的抗议活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爆发。游行的直接导火索是11月1日米却肯州乌鲁阿潘市长卡洛斯·曼索在亡灵节活动期间遭枪击身亡。该市长曾多次呼吁对有组织的贩毒集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暗杀点燃了墨西哥社会对暴力治理的不满，游行者抗议毒品暴力、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呼吁总统辞职，称政府是“毒枭政府”，与贩毒集团勾结。抗议活动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局势相对平和，直到出现约1000名蒙面者破坏围栏并投掷疑似爆炸物，警方以催泪瓦斯等处置，局势迅速升级。官方通报显示，受伤者至少120人，其中包括100名警员，另有约20名示威者受伤并被捕。墨西哥城随后逐步恢复交通秩序。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表态“反对暴力，支持和平示威”。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4日，墨西哥墨西哥城，众议院会议期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的议员们将涂有血迹的帽子放在座位上，谴责米却肯州乌鲁阿潘市长卡洛斯·曼索被谋杀。视觉中国 图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以来，已有多个国家的“Z世代”群体组织了反对不平等、民主倒退和腐败的抗议活动。颇为吊诡的是，墨西哥的这场抗议活动被部分评论家认为是“虚假草根运动”。在抗议活动前几天，辛鲍姆指责右翼政党试图渗透“Z世代”运动，并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机器人账户试图增加出席率。根据美联社11月17日报道，一些“Z世代”社交媒体意见领袖表示，他们不再支持上周六的抗议活动。而像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这样的老一辈人物，以及墨西哥亿万富翁里卡多·萨利纳斯·普列戈则发布了声援抗议的信息。
11月25日，独立媒体项目“墨西哥选举”（MexElects）的联合创始人库尔特·哈克巴斯（Kurt Hackbarth）在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网站撰文认为，墨西哥城爆发的针对总统辛鲍姆的“Z世代”反政府抗议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虚假草根运动”特征。
哈克巴斯以四个排比句揭示了抗议活动的自相矛盾：一场明显缺少年轻人参与的“青年”游行。一场以蓄意挑起的暴力告终的“反暴力”示威。一场关键发起人收受国内保守党派酬劳的“无党派”集会。一场受左翼热血漫画《海贼王》意象启发、却陷入极右翼仇恨漩涡的抗议活动。
他认为，11月15日墨西哥所谓的“Z世代”游行为国际抗议符号的“特许经营模式”（franchise model）提供了一个实例教学——国内事件如何被挪用以适应“特许经营商”的议程。它们揭示了国际商业媒体心甘情愿的愚钝，它们一次又一次沉溺于表面故事，而非事实真相。（作者在这里使用的“特许经营模式”意指，某些势力通过资金和支持，将一种抗议“模板”或“脚本”输出到目标国家，利用当地的特定组织和矛盾，服务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议程。）
哈克巴斯首先承认，引发这场游行的导火索事件，其真实性确凿无疑。11月1日，曼索在亡灵节庆祝活动期间的一个公开活动上遭枪击身亡。年仅17岁、来自附近帕拉乔镇的袭击者被制服后，却在情况不明朗的情形下被安全部队击毙。
联邦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据信为案件主谋的犯罪嫌疑人（该嫌犯所属犯罪小组与哈利斯科州新一代卡特尔存在关联），同时落网的还有曼索七名涉嫌参与阴谋的私人保镖。辛鲍姆总统同时宣布启动“米却肯计划”，这项总额达570亿墨西哥比索（约合3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涵盖安全、经济、教育及文化领域多项措施，旨在援助这个深陷困境的州及其恰如其名的“热土”地区（Tierra Caliente, 英译Hot Land，包括墨西哥北部沙漠、巴哈半岛低地、特万特佩克地峡以及部分尤卡坦半岛地区，是毗邻美国的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
哈克巴斯补充道，辛鲍姆执政首年便成功将谋杀率降低了37%，成效显著。凭借极高的支持率，绝大多数选民认可其安全事务处理能力。枪击案后数日内的至少一项大型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实则不降反升。
当然，对于生活在有组织犯罪仍是日常现实地区的民众而言，这些数据不过是隔靴搔痒。曼索遇刺绝非孤立事件——水资源、矿产及鳄梨、青柠等出口作物丰富的米却肯州，仅2022年以来就已有七名市长遭暗杀，数字触目惊心。其他地区如巴希奥地区奎采奥的市长，面临多次生命威胁。更糟糕的是，州长阿尔弗雷多·拉米雷斯·贝多亚已偏离恢复地区和平的核心使命，其政府深陷个人丑闻与政治内斗的泥潭。
哈克巴斯调转笔锋写道：然而，米却肯州的危机如何最终演变成墨西哥城的大规模游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墨西哥的右翼政党深知自己在选民中极不受欢迎，因此成了另一种专家，将高度党派化的活动包装成“公民社会”自发的非党派表达。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在辛鲍姆的前任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期间零星发生的“粉色浪潮”示威活动。
这一次，同样的利益集团决定引入近期在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声名鹊起的“Z世代”抗议模板，将其嫁接于一场事先宣布的“青年游行”之上。然而，游行的一位主要青年领袖却被揭露受雇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PAN），涉及金额高达200万比索（约11.5万美元）。至于那些社交媒体账号，其踪迹被追溯至哈利斯科州的一家营销机构，并进一步指向来自另一个反对党革命制度党（PRI）的一位前国会议员。
在游行前数日，这些社交媒体账号模仿《海贼王》漫画中的海盗形象，公然煽动暴力活动——不仅发布了标注“死活不论”（Wanted Dead or Alive）字样的辛鲍姆与奥夫拉多尔通缉令海报，还散播展现国家宫与墨西哥城主教堂陷入火海的粗劣AI生成视频（此类AI视频在游行后还被用来虚报实际未能达到的参与人数）。稍加审视就能看出，这种“年轻人们大家好呀”（how do you do fellow kids）式的操作绝非青年运动的自然表达。
游行当天，年轻人的相对缺席显而易见，甚至令人尴尬。实际上，此次游行的人群构成与往年“粉色浪潮”游行颇为相似：以中产至中上阶层、中老年群体为主。与此同时，曼索市长遇害案——理论上游行的核心诉求——却在针对总统的谩骂风暴中被彻底淹没。伴随而来的是针对莫雷纳党（MORENA，全称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辛鲍姆与奥夫拉多尔所属政党）那些早已陈词滥调的攻讦，以及一种根本性的逻辑混乱：抗议者究竟在反对一个“毒枭政府”，还是相反——一个“被有组织犯罪压垮的政府”？一位有力的演说者或许能为这团乱麻注入条理，将游行诉求凝聚成更统一的信息。然而当人群涌入墨西哥城索卡洛广场时，既无演讲台，也无召集人。
然后，一群手持专业工具和绳索的煽动者开始拆解保护国家宫的护栏，并攻击其后的警察防线。在一幕尤为骇人的场景中，受阿根廷极右翼攻击网站《右翼日报》（La Derecha Diario）的煽动，一名警察遭围堵、脚踢，并被用工具殴打。在因暴力行为被捕的18人中，包括国家行动党在该市夸乌特莫克区的一名地区代表，而该区区长被指控为这些煽动者提供资金。
哈贝巴斯直斥美国的干预企图，他写道：半条街外，无法靠近国家宫大门的新纳粹分子，转而忙着在最高法院的门上涂写“犹太婊子”（putia judia）的字样。丑恶已被释放，预期的效果也已达到。亚历克斯·琼斯（美国极右翼媒体人，以宣扬阴谋论闻名）尖声叫道：“全球范围内的民众革命势不可挡！”唐纳德·特朗普说道：“我观察了上周末的墨西哥城，那里有些大问题，”并补充说他对该国“不满意”。由前绿色贝雷帽成员兼中情局特工罗恩·约翰逊领导的美驻墨大使馆，似乎在试探入侵的可能性，发布了推文：“这只有在他们（墨西哥）请求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据《千年报》（Milenio）报道，在11月15日游行前夕，由政党成员和私人组织资助的约800万个机器人账号密集活动，占据了社交媒体相关讨论总量的约46%。这是自2024年总统竞选以来墨西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类活动，其影响不仅限于极右翼阵营。
哈贝巴斯批评欧美主流媒体揣着明白装糊涂：从路透社、BBC到《卫报》，英语媒体全盘照收了预设的叙事框架。美联社的报道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西班牙语版本在开篇段落中承认参与游行的政府批评者多于年轻人，而这一事实却在英文版本中被删去。
哈克巴斯继续将矛头转向墨西哥国内的利益集团：在这场国际媒体的喧嚣之下，更为本土化的利益集团也在暗中发力。2024年9月司法改革修正案通过后，墨西哥于今年6月首次通过直选方式选出了一半的联邦司法系统法官以及最高法院的全部法官。而在游行开始前两天（11月13日），新上任的法院驳回了富豪里卡多·萨利纳斯·普里戈就其旗下埃列克特拉集团七个可追溯至2008年的税务案件提出的最终上诉，使其试图逃避补缴税款的努力付诸东流。
这些此前被前大法官路易斯·玛丽亚·阿吉拉尔“雪藏”多年的案件，涉及税款总额高达令人瞠目的4830亿比索（约合26亿美元）。萨利纳斯·普里戈同时还是墨西哥第二大电视网阿兹特卡电视台的掌门人。可以预见的是，他已将该电视台武器化，一方面用以攻击新成立的法院，另一方面则为最陈腐的极右翼言论张目。最高法院裁决当天，阿兹特卡电视台的王牌主播便在暴雨倾盆的背景前宣称这是“黑色星期四”。至于那场游行本身，则获得了该电视台全天候的全面报道。既然墨西哥的寡头集团如今已无法将司法系统玩弄于股掌之中，且短期内重掌总统大位和国会多数席位的希望渺茫，预计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此类“虚假草根”骚动还将频频上演。
哈克巴斯最后断然写道：然而，这一切终究是徒劳。为纪念墨西哥革命爆发日（11月20日）仓促组织的重演游行，参与人数寥寥无几，现场记者甚至比抗议者还多。Formula电台《早安西罗》节目主持人西罗·戈麦斯·莱瓦满脸失望，这个表情浓缩了整个阶层的反应——他们精心策划的破坏稳定（destabilization）事件已然失败。但毫无疑问，他们必将卷土重来。
哈克贝斯的评论文章坚定地站在墨西哥现任左翼政府的一边，对试图“反攻倒算”的右翼势力极尽讽刺之意。总的来看，辛鲍姆作为墨西哥首位女总统，在执政初期展现出务实的施政风格和较强的治理能力，在经济、社会福利和安全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获得了高达85%的民众支持率。而对于早已侵入墨西哥国家肌体的毒品问题，其政府虽对贩毒集团采取行动，但拒绝再次发动全面“禁毒战争”，因为前几任总统发动的类似行动都以血腥结局收场。
然而，将11月15日的游行简单归因于右翼阴谋的政治论述也不尽客观，它仍然是墨西哥社会深层矛盾的一次爆发,抗议活动反映出墨西哥深层次的政治不信任与社会分裂。该国长期面临严重的毒品暴力问题，2024年全国有超过3.3万人死于与毒品相关的暴力事件，创历史新高。辛鲍姆政府推行的“社区安全”政策未能有效遏制暴力蔓延。腐败与有罪不罚削弱执法效能，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低点，当前失踪案定罪率仅0.3%，2025年日均新增失踪41人。尽管辛鲍姆总统支持率仍维持在70%以上，但治安问题始终是其执政的短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墨西哥的社会痼疾根植于新自由主义时期遗留的制度性缺陷与地区发展失衡。辛鲍姆政府推行的渐进式改革虽在宏观经济层面取得成效，却尚未触及地方权力结构与犯罪经济共生的根本症结。在米却肯州等暴力高发地区，贩毒集团通过控制鳄梨、铁矿等支柱产业已形成“影子政府”，而联邦政府的治理触角在这些“法治飞地”仍显薄弱。辛鲍姆政府面临的真正考验，不在于能否应对某次街头示威，而能否在保持左翼政权民生承诺的同时，构建起真正有效的法治网络——这需要超越派系斗争的司法改革、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肃清，以及重建公民对制度的基本信任。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社交媒体时代政治动员的异化趋势正在重塑抗议范式。右翼势力通过将《海贼王》等青年文化符号与极端叙事嫁接，使合理的治安诉求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抗修辞。这种“模板化抗议”不仅模糊了真问题，更可能使墨西哥重蹈某些拉美邻国街头政治常态化的覆辙。
正如波拉尼奥在《2666》中所揭示的，当暴力成为常态、真相被各方叙事遮蔽时，任何社会矛盾都可能被简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小说中虚构的墨西哥边境城市圣特莱莎（原型为华雷斯城）连续发生的女性谋杀案，在官僚系统的漠视和媒体的碎片化报道中逐渐失焦，最终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人人可见却无人真正触及根源。波拉尼奥借精神病院女院长甘波斯之口指出：“这种恐惧披着各式外衣，在墨西哥广泛存在。”这种对结构性暴力的洞察，恰恰揭示了游行背后更深的困境：当治安危机与政治博弈纠缠，民众的真实恐惧往往沦为权力角逐的注脚，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在这片喧嚣中悄然消逝。
布鲁塞尔KANAL-蓬皮杜中心的困局
布鲁塞尔的KANAL-蓬皮杜中心原本被寄予厚望。那是一座由90年历史的雪铁龙汽车工厂改造而成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乍看起来，它体量巨大又具备多重功能，既是美术馆，也可以被视作城市公共空间、社区文化中心和欧洲文化雄心的象征。该项目自2018年启动改造，计划于2026年11月正式开放，在立项之初便被视为布鲁塞尔迈向“欧洲文化之都”的关键一步。然而，随着开馆日期临近，围绕KANAL-蓬皮杜中心的舆论却从何时开馆逐渐转向是否还能顺利开馆，它所暴露出的，已不仅是一个博物馆项目的波折，更是一整套欧洲当代文化治理结构的内在矛盾。
布鲁塞尔的KANAL-蓬皮杜中心
KANA基金会负责人伊夫·戈德斯坦曾将KANAL-蓬皮杜中心定义为一项试图在布鲁塞尔这座城市通过艺术与文化重建公共连接的乌托邦计划。这座4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一半空间将面向公众开放，配套设施包括餐厅、屋顶酒吧、图书馆、版画工坊与儿童游乐场等。在展览功能之外，该设施还长期与莫伦贝克、拉肯、北区等移民聚居、贫困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社区联动，与学校和青年群体共同开展艺术项目，试图让博物馆做到不只是“被参观的建筑”，而是嵌入城市日常的公共基础设施。
摆在KANAL-蓬皮杜中心面前的现实路径，从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拼接色彩。比利时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当代艺术馆，早在2001年，类似的文化艺术计划便曾因政治内斗而流产。最终推动KANAL-蓬皮杜中心落地的关键条件，是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与巴黎蓬皮杜中心达成的十年合作协议：地方政府出资建馆，法国国家级艺术机构输出品牌、藏品与专业资源。这一模式迅速为KANAL基金会的雄心和计划补齐了短板，却也在无形中将其纳入了一个不对称的文化权力结构之中。每年高达200万欧元的合作费用、为期五年的品牌绑定，使这座本应代表比利时公共文化意志的新机构，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对巴黎方面的制度依赖。
这种依赖在2021年的人事风波中第一次集中爆发。当时，KANAL-蓬皮杜中心进行艺术总监公开遴选，近40名候选人参与竞争，最终由包括白教堂美术馆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馆长在内的评审团，以明显多数票选定当时任泰特利物浦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的凯撒·雷德齐斯（Kasia Redzisz）为唯一人选。然而，结果却被董事会推翻，最终以“联合任命”的方式，让即将卸任的巴黎蓬皮杜馆长贝尔纳·布里斯蒂安（Bernard Blistène）同步走上艺术总监岗位。这一此前从未讨论过的双人方案，被视为对专业评审制度的公然架空，也迅速引发欧洲艺术界的集体声讨。
公开信中最尖锐的指控并不仅是程序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性别政治：一位获得专业系统充分认可的女性策展人，被强行与一位年长男性权威“共同领导”，其独立性与权威性在制度层面被先行削弱。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决定与KANAL和蓬皮杜之间的紧密制度关系几乎同步发生。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并非简单的人事妥协，而是国际文化权力结构对地方公共机构的深度介入，一次以“合作”之名进行的权力再分配。
如果说人事风波揭示的是这个项目背后的性别与权力结构问题，那么2025年《卫报》披露的财政危机，则进一步撕开了这类宏大文化工程最脆弱的一面。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在选举之后长期无法组成有效政府，财政紧缩进入倒计时，KANAL-蓬皮杜中心的预算被提议削减一半以上，甚至面临停工风险。此时，博物馆建筑已完成95%，开幕展借展方案、三语墙文、公共空间规划均已就绪，但它却可能栽在政治与财政问题上。
这种反差极具象征性：KANAL-蓬皮杜中心的规模被反复拿来与泰特美术馆以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等机构相比，但它在制度上却远不具备这些国家级文化机构的稳定性。当经济增长放缓、公共财政收紧时，文化项目往往率先被推入可裁减的清单。文化在政治话语中被不断强调其社会功能、城市更新效应和经济拉动能力，但一旦进入紧缩周期，它又迅速退回到“非刚需支出”的位置。这种结构性不稳定，使得KANAL-蓬皮杜中心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显得格外脆弱。
KANAL-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也并非一个孤立个案——它几乎集中了当代欧洲大型公共文化项目最典型的特征：跨国品牌合作、地方政府主导、社会功能高度扩张、财政结构高度脆弱，以及专业自主性不断受到政治与行政权力挤压。从社区参与、公共教育到文化旅游与城市形象工程，KANAL-蓬皮杜中心被叠加了过多时代性期待，而这些期待最终都需要在预算表、权力结构和政治周期中经受考验。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类超级文化综合体往往背负着一种看似进步、实则高度紧张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被塑造成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承载着社会整合、文化平权与城市修复的理想；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不断制造地标性、国际化与品牌效应，以证明自身对资本与权力的价值。在这两种逻辑之间，博物馆不再只是艺术与公共性的空间，而成为多重力量博弈的结点。
KANAL今日所遭遇的制度争议、性别冲突与财政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显影。它试图以当代艺术回应所谓“共同生活”的社会难题，却首先被卷入了政治失序、权力博弈与文化从属的现实漩涡。作为一座尚未真正开门迎客的博物馆，KANAL已经提前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欧洲公共文化机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如果未来某一天，KANAL真的如期开放，它所面对的，也将不仅是观众、展览与艺术史的问题，而是一座从诞生起就根植在政治、资本、性别与国际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复杂艺术机构。它能否真正成为“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不是一座被反复塑形的象征性建筑，恐怕将长期取决于博物馆之外的力量如何变化。
（参考资料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