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将拥有多个“数字分身”
时代浪潮中的“另一个自己”
第一批和AI恋爱的年轻人已经失恋了。
随着AlienChat、“他”等恋爱App停止服务，年轻人第一次大面积体会到和AI恋人分离的痛苦。人们和AI恋爱，一开始都是出于好奇和消遣。然而聊着聊着，就被AI恋人的包容、浪漫、无微不至打动。
他们在ChatGPT、AlienChat、猫箱、豆包等AI工具上调教、打造自己的专属恋人，投入时间、金钱乃至真情，这一过程被称为“捏崽”。而当软件因为各种原因停止服务时，AI恋人便成了“赛博亡夫”，“爱”的记忆变成大数据的养料，散落于不同的服务器里。有人说，比起现实中的恋人和朋友、亲人，AI更让自己感受到“被无条件爱着”。
虚拟恋人就是众多虚拟数字人的种类之一。在人—机—物的融合建设过程中，作为虚拟世界的交互媒介，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数字员工等虚拟数字人形态，正被广泛使用，为万物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信息传播带来革命性变化。
张丽锦
中国传媒大学数字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丽锦说，近年来，人们对虚拟数字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她身边许多年轻的朋友为了虚拟偶像的演唱而抢票；在机构及公司使用中，很多前台、HR培训等工作已经被数字人代替，数字人客服等被广泛应用展现公司的特色业务；在一些学校，植入大模型能力的虚拟教师开始应用，不仅可以完成交互式授课，还可以批改作业，依据学生表现，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及作业。
张丽锦和团队一起为不少企业单位或者个人做过虚拟数字人的咨询及策划。她感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虚拟数字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有些明星以前很排斥自己有个“数字分身”，怕粉丝不接受，现在他们转变了思维，会主动咨询如何才能拥有“另一个自己”——因为他们的粉丝已经开始期待与偶像的数字分身互动。
“数字分身”将多于真实人类
张丽锦在《虚拟数字人3.0》中提到，未来，人人拥有“虚拟分身”，进入元宇宙成为可能。未来，虚拟数字人的数量要比这个世界上的真实人类还要多。
她拿自己举例——未来，作为一个母亲，期待拥有可以辅导孩子、参与学校活动的数字分身；作为职场女性，需要一个喂养了自己的研究、业务经验、观点数据的数字分身，代表参加各类数字会议；在生活和社交中，可以选择或时尚或另类的数字分身去追随偶像感受音乐律动，去逛数字博物馆、数字庙会……
依托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叠加融合和多重体验系统，虚拟数字人的技术“身体”进入“多元系统”，能够实现分身切换。有人为这个时代的来临感到兴奋，也有人因此产生一些担忧。迎接这个时代的正确姿势应该是将互联网思维进一步升级为数字化思维，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各行业深度融合，把数字基因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
张丽锦笑称自己的小孩从小拿到杂志，就“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应不同”，“我们是翻页，而她则用手指戳”。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和α世代（Generation Alpha，通常指代出生于2010年之后的一代人）将更丝滑地进入虚拟数字人陪伴的世界，然而，如何面对技术进步下涉及的监管、治理以及社会伦理的问题，她认为还需要更进一步探讨。
近日，全球首个2D真人级AIGC实时渲染数字人模型开源了。DUIX（Dialogue User Interface System），这个由硅基智能打造的AI数字人智能交互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革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生态。
开源的数字人交互能力，让开发者可以轻松接入各种大模型、语音识别（ASR）、语音合成（TTS）等能力，实现数字人的实时交互。
这些数字人模型不仅部署成本低、画面流畅，而且真实度高，能够精准模拟动作、说话的唇形、微表情，适用于视频、媒体、客服、金融等各个领域。
长江日报《读+》记者采访中国传媒大学数字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虚拟数字人3.0》共同作者张丽锦，她指出，从“人形”到“人格”，虚拟数字人价值体系逐步升级，我们正在进入人与“人”共生的元宇宙图景之中，而“数字分身”是观察人“人”共生的新景观社会之钥。
《虚拟数字人3.0》陈龙强 张丽锦 著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访谈】
进入各行业，虚拟数字人展现千人千面
读+：
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数字人？它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张丽锦：
关于虚拟数字人的定义，我们在三年的《中国虚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中进行过持续探讨，从数字人、虚拟人到行业通用的“虚拟数字人”，通常有技术和媒介两个角度的定义。
从技术层面看，虚拟数字人是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手段创设，并具有“人”的外观、行为甚至思想（价值观）的可交互的虚拟形象。
从未来媒体形态和服务模式看，计算机图形学、语音合成技术、深度学习、类脑科学、生物科技、计算科学等聚合科技（Converging Technologies）带来语义传播与无障碍传播的新空间，由此诞生的虚拟数字人将以新媒介角色，广泛应用在元宇宙新生态中，担任着信息制造、传递的责任，是元宇宙中“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孪生关系的新介质。
当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的快速落地，“数字人”这个此前偏医学的名称，开始成为“虚拟数字人”的简称，很多文件也直接开始使用“数字人”来代指虚拟数字人。
从定义便可获知，虚拟数字人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进化，以及市场需求的推动。虚拟数字人1.0、2.0、3.0阶段的区分主要从技术方案、互动载体、交互方式来区分。
在技术角度上，它们从2D跃升至3D，再到如今的AIGC生成；互动和交互上，从原来的长短视频，到直播，再到目前的智能硬件互动、AI Agent（智能体）交互，实现了全天候、个性化互动，开始做到千人千面的交互，技术的提升及成本的下降，更为人人可得的“数字分身”提供了条件。
虚拟数字人首次诞生于1982年，日本动漫《超时空要塞》中的女主林明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虚拟歌姬。
数字人产业最发达的是日本，不少人认为数字人的起源要追溯到动漫领域。以前的数字人大部分是2D版本的，例如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就是以虚拟形象与语音合成的虚拟歌姬。人们以歌姬的IP形象进行相应的定位和包装，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2.0的版本更好地体现了互动性，全息等方式应用起来了，不少虚拟偶像举办演唱会，它们的动作、声音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到了3.0版本，虚拟偶像、虚拟主播、虚拟员工、虚拟化身等层出不穷，这些虚拟数字人在各行各业表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在直播、短视频等领域里表现得很出色。
读+：
请您举例说明，虚拟数字人目前在社会中担任怎样的角色，有哪些应用场景？
张丽锦：
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虚拟数字人有三类：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数字员工。虚拟偶像多见于影视、文旅、传媒和游戏；虚拟主播则主要活跃在传媒和电商；数字员工则广泛应用于金融、教育、医疗和文旅等领域。
从应用场景来看，可以分为B端、C端两大类应用。B端方面，主要是企业和机构的数字员工，如客服、品牌官、销售顾问、数字主播、导游、虚拟老师、心理医生等特定工种的“替身”。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进入了某个银行的App，就有一个虚拟数字人跳出来与你互动，你有怎样的需求，可以直接与它沟通；还有些虚拟老师在视频中教授学生一些知识，表现得与真人非常类似，也许你都看不出来。
C端方面，则以虚拟主播、虚拟偶像作为网红艺人或者“明星分身”为主。C端还有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便是分身型数字人，即“数字分身”，与真人的身份一一对应，出现在元宇宙空间中，如虚拟学术会议的专家分身、元宇宙毕业典礼的学生、元宇宙晚会里参与互动和抽奖的观众。
现在很多文旅单位也在做虚拟代言人，比如“刘三姐数字人”就是以“刘三姐”为主题IP进行延展设计和开发的虚拟数字人形象；央视的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邀请AI诗人少年李白和观众互动；元宇宙里诞生的“苏小妹”成为眉山数字代言人，成为“宋文化推荐官”……越来越多的虚拟数字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读+：
虚拟数字人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被设计和编程的？
张丽锦：
虚拟数字人是多模态的，因此其创建过程是一个高度综合、技术密集且系统性的，从外形到动作，到表达，到交互驱动，核心技术包括了形象生成、语音生成、音视频合成显示、交互模块、智能驱动、感知识别技术，甚至是分析决策技术等。总体而言，AI技术是虚拟数字人发展的底座。
要理解虚拟数字人的创作设计、升级迭代的技术，我们可以从其形成的数字模因来理解，包括形模因、声模因、行模因、神模因。数字模因的发展方向便是技术的方向。
比如，虚拟数字人的形模因从2D到3D，从次元风到超写实，再到全仿真，形模因可以完成“真人的全保真复刻”，声模因亦然。对形、声两类模因的复刻、创作技术相对完善，可以满足各类数字人的生产需求，目前2D真人复刻的开源也是形模因技术的进步体现。
行模因和神模因，包括了数字人的动作生成、智能交互、情感人格，目前也是AI技术需要突破的，如文生动作、声音驱动动作、情感模型等。
就拿声音来说吧，声音的克隆也分不同的方式。
比如我把马老师的声音克隆下来，不同的仿真程度是有区别的，它的制作价格也不一样，模仿得越逼真，价格就相对更贵一些，它需要更多的语料去了解你的停顿、语言习惯、表达方式等个人特色。
数字模因里可能会有你的微表情和微动作，当我们给虚拟数字人一段语音，它自己会通过语音来表达这些细微的动作，这就是声音驱动动作。
总的来说，虚拟数字人核心的技术其实跟其他的大模型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依靠AI技术的进步。在虚拟数字人技术中，软硬件一体化的结合，以及IP孵化、运营都至关重要。
提升智能化，数字人将“更好用”
读+：
在虚拟数字人刚出现时，不少场景应用过它，但它似乎显得机械冰冷，“不怎么好用”。它现在的发展状态是怎样的？发展趋势如何？
张丽锦：当虚拟数字人刚出现时，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它们往往缺乏真实感和情感表达，这使得用户感到它们过于机械和冰冷。早期的虚拟数字人受限于当时的计算能力、算法精度以及数据集的大小，因此在表情、语音合成、语义理解等方面表现得不够自然，与人类的交互体验也较为生硬。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能、动作捕捉等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的制作和应用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目前，虚拟数字人已经能够实现更加逼真的外观设计、自然流畅的动作表情，以及更加智能的交互体验。它们在娱乐、金融、教育、旅游、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娱乐领域，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等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在金融领域，虚拟数字人被用于客户服务、理财咨询等场景；在教育领域，虚拟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体验。
我认为，未来虚拟数字人技术将继续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互动性强的方向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虚拟数字人将能够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和情感，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此外，根据2024年报告的网络调查结果来看，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将会逐步向C端扩展，超半数的受访者已经表明曾拥有过自己的“数字分身”，近九成的用户愿意花钱为自己定制数字人。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虚拟数字人将在虚拟世界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们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化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IP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近九成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自己喜欢的数字人IP进行消费，这进一步推动了数字人内容制作和运营空间的发展。
最后，从实用性角度来看，个人助手型数字人也将成为未来市场的重要发展趋势。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户和市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提供实际帮助和价值的虚拟数字人。
读+：
您曾参与国内首个中国虚拟数字人的影响力指数发布，在您看来，这份报告带给我们哪些启发？
张丽锦：
《中国虚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是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动画学院数字人研究院的师生一起完成的课题，我是课题组组长。《报告》以上一年度的全年数据为基础，每年发布一期，至今已经连续发布三年三期。
2021年数据是《报告》第一期，当年是虚拟数字人行业在国内驶入快车道的一年。原因如下：首先，2.64亿、占我国人口总数19%的Z时代消费者，成为“元宇宙”虚拟消费、虚拟体验、虚拟恋爱等的首批拥趸；二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催生的国风、国潮消费，让本土化企业、内容崛起；三是政策支持、资本追逐等宏观因素的催生；四是得益于元宇宙概念及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报告》的初衷便是期待可以作为行业洞察和产业声量的“放大器”。
第一年我们选出来的IP只有几十个位于头部的虚拟数字人IP，到第二年是100多个，第三年就有300多个了……虚拟数字人在不停增长，每一年跟数字人相关注册企业的增长都在以百分之四五十的速度增长。
我们选择“IP影响力”这个角度切入，是希望通过行业内高质量且形成高载荷传播的虚拟数字人IP给到行业启发。这些头部IP的传播力、产品力、社会力的塑造经验与教训，既能给数字人个体的强势数字模因的塑造提供参考，也能给产业以参考。
人“人”共生，“数字身份”需规范管理
读+：
近日，全球首个2D真人级AIGC实时渲染数字人模型开源了。这将给我们带来怎样开放的生态？我们又将面临哪些未来的挑战呢？
张丽锦：
虚拟数字人是一个多模态的载体，它既有外形的生成也有声音、行为的生成，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的聚合技术的发展，所以说全球首个2D真人级AIGC实时渲染数字人模型开源其实并不能改变太多行业的进程。目前，2D影像型数字人的应用现在也是重点监管的对象，一方面是大量同质化的2D数字人短视频或直播，造成了客户体验下降及投诉，另一方面该技术也被滥用到新型诈骗。可以看到，无论是抖音还是视频号，对数字人带货直播、娱乐直播，不论是有对应真人的“数字分身”，还是完全凭空创造的虚拟形象，只要不是真人直播，都开始有限制。
硅基的这次开源，从我们行业内的评测来看，其实它是有克制的。现在技术强一点的公司，也可以花一两个月时间、基于开源模型做出2D数字人应用系统。
读+：
虚拟主播可以24小时无休，虚拟偶像将拥有大批粉丝，“虚拟分身”让博主无需亲自输出，人们甚至可以拥有AI恋人，让其给足情绪价值……虚拟数字人给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带来怎样的变化？应如何看待我们和虚拟人之间的关系？
张丽锦：
虚拟数字人作为未来元宇宙空间（元宇宙的概念在炒作上下滑了，但技术的助推，其实现的图景更加清晰了）“人—物—场”中核心的“人”的一环，多为多模态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是我们进入虚拟空间、连接具身智能等的重要技术和交互界面。
首先，是新娱乐休闲的方式，无论是音乐会、电影、游戏还是综艺节目，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这种新型娱乐形式不仅丰富了内容生态，还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让观众能够随时随地享受高质量的娱乐体验。
其次，将推动未来社交革新。通过分身型数字人，人们可以进行实时互动、分享生活、交流情感。这种基于虚拟身份的社交方式，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表达自我和建立社交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交网络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再次，在学习和工作领域，数字人也开始广泛而深入地接入到教育和企业生产、管理的各个流程。虚拟教师、虚拟学生等的应用，加上XR技术的加持，让教学和互动充满了新的可能；企业流程中的行政、人事、培训、销售、电商等环节都开始有数字员工的身影，你收到的录取通知可能是虚拟员工发的，你进企业的第一堂培训课，也可能是数字HR给上的。
可以说，作为新工具、人们融入虚拟世界的“技术义肢”，虚拟数字人将在工作、社交、生活等场景产生重要作用。数字人作为工具—助理—伙伴，开始层层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生产，也成为观察人“人”共生的新景观社会之钥。
虚拟数字人在给生产生活带来效率、便捷及良好体验的同时，也面临技术、监管、伦理等挑战。
从虚拟数字人所涉及的形、声、行、神模因来看，每个数字人IP都是对“人”这个主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复刻”，这里一方面涉及对“人”的形、声、行模因信息的保护。比如，当前2D数字人技术被不法分子应用于诈骗，已经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这就要求尽快对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和监管出台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技术在不断地希望突破数字人的“AI生成”，却在生成的保护、溯源、反侵权、反诈骗上研究不足。
从法律角度来看，随着虚拟数字人应用的普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将浮现。例如，数字员工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侵权责任、生产作品归属等问题都需要得到明确的界定和解决。
从伦理角度来看，目前对去世亲人的复刻、粉丝用技术复刻偶像“私藏”等问题已经引发关注；而是否让硅基智能产生“数字生命”或者通过数字人实现“数字永生”，也是挑战传统伦理、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
因此，接下来，除了追求虚拟数字人技术的长足进步，我们应该在配套的理论研究、监管、治理上同步下功夫。例如，“数字身份”治理，对“真人复刻”进行规范，保护好个人隐私；“数字人标识体系”建设，对应用中的虚拟数字人进行标识与规范；完善虚拟数字人“再生产”的版权等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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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AI合成女主播亮相两会 “搜狗分身”技术全球领先
中新网3月5日电 3月3日，全球首个AI合成女主播“新小萌”正式上岗新华社，而她的第一个工作任务，便参与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文简称两会)报道中。对此，“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英国Daily Mail、美国Futurism等海外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并表示“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中心之一”。
作为第一个登上两会的AI合成女主播，人们在惊叹和称赞之余，对于其背后由搜狗所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比好奇：这个在镜头前播报新闻的“新小萌”，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未来又将有哪些应用价值呢？
什么是AI合成主播？
比起机器千篇一律的冰冷面孔，用户期待的是一个有温度的真人形象。所谓AI合成主播，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依靠搜狗的“分身”技术，来模拟出一个类似人类的AI主播进行播报。搜狗的这款产品就是以新华社主播屈萌为原型，她不仅会用和真人一样的声音进行播报，就连唇形、面部表情也能完全吻合。从新华社的新闻播报视频来看，栩栩如生的AI合成女主播“新小萌”，在镜头前的形象与真人主播几乎没有区别。
AI合成主播在2018年的互联网大会期间首次亮相，就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热议，被国内外诸多媒体进行报道。2019年2月21日，AI合成主播宣布再次升级，从过去的“坐着播新闻”升级成结合肢体动作的“站立式播报”，进一步提升了合成主播的表现力，保持了搜狗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本次首个AI合成女主播参与两会报道，更是成为了中国人工智能与传媒业大胆融合并付诸规模化应用的典型案例。
首个AI合成女主播的背后，有哪些搜狗的“黑科技”？
作为开发AI合成主播的基础，“搜狗分身”是搜狗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之一，诞生于搜狗“自然交互+知识计算”这一人工智能理念之下，它能通过人脸关键点检测、人脸特征提取、人脸重构、唇语识别、情感迁移等多项前沿技术，并结合语音、图像等多模态信息进行建模训练后，生成与真人无异的AI分身模型，进而帮助人类提高信息表达和传递的效率。
得益于前沿技术的加持，AI合成主播前期只需经过少量的数据训练，就能呈现与真人相差无几的播报状态，同时还支持个性化定制，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AI合成主播不仅可以将新闻稿快速地转变为播报视频，还能快速学习用户音色、韵律、情感等多维度特征，妥善处理声调起伏、语言风格、情感韵律等，并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播报服务，极大地提高广电行业的传播效率。
随着“搜狗分身”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AI主播的定制周期也大为降低，合成效果和稳定性也有着显著提升。仅靠少量用户真实音视频数据，即可快速定制出高逼真度的分身模型。本次在新华社两会报道中惊艳亮相的首个AI合成女主播，正是“搜狗分身”技术持续复制不同类型、不同特点AI合成主播能力的一个有力体现。
为不同职业赋能，搜狗分身的未来远不止于主播
在两会期间，AI合成女主播的首次登场亮相，即引发了媒体和网友关于主播行业的激烈讨论，可见当科技融入到生活后所带来的冲击感是非同凡响的。宛如科幻大片一般的场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和真人主播相比，通过“搜狗分身”技术打造的AI合成主播能够不知疲倦地工作24小时，同时还掌握多国语言，大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然而，AI合成主播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个性化内容生产的门槛大为降低，应用范围愈发广泛。未来，“搜狗分身”技术还将应用于娱乐、医疗、健康、教育、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通过提供个性化的行业解决方案，为不同场景展开赋能。根据不同场景而创造出虚拟教师、虚拟客服、虚拟管家、虚拟医生等职业，深度参与到人类的内容表达和信息传递场景之中，提供服务并发挥更多价值。届时，各行各业都将迎来AI技术下的新一轮变革。
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诞生于危机与转折的时代，在时代的动荡与波折中经历了生命的脆弱与价值的荒谬，经常是诗人意识的觉醒。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环境与人生，不再执意于现世与道德、历史的视域，而具有一种终极性的追问，走向个体人格的最终归宿。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断裂与开创，叛逆与超越并存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山河易色的背景下，知识阶层逐渐由追求标准的人格理想，转而寻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如果在“政统”与“道统”中无法找到安放个人理想的空间，何不在审美与自然的世界中恬然鼓腹，从欲而欢？如果仁义礼教中，找不到宇宙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也无法回应现实中的眼泪与伤逝，在失意与适意中浅吟低唱的诗人们，也许会欣然发现自己的生命感觉寄存于山水和情爱之中。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精神气质，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中的异类。在时代的剧变与知识阶层的苦闷中，中国文学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声音，士大夫的个体意识从群体自觉中解放出来，渴望在内心的幽微之处找到任情与适性的自由。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抒情传统。这个边缘与叛逆的时代所孕育的边缘的诗人们——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庾信诗赋中悠长延绵的家国意识与易代之悲——成为了后世的诗人们缅怀与回望的传统。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6日专题《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
「主题」B02-B03丨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
「主题」B04-B05丨制造陶渊明：韵律、玄思与美酒打造的文学风度
「经济」B06-B07丨经济学仅仅是富人的学问吗?
「主题」B08丨谢灵运 一生放纵不羁爱山水
采写丨袁春希
变革与离乱的朝代，也常常是文辞烂漫，郁结的情绪一涌而出，诉诸于诗文与想象的年代。
魏晋南北朝与晚明，正是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诗人把道德选择、创伤记忆和家国之悲诉诸于笔下，在史籍中寥寥几笔的剧变，却是诗人一生的矛盾与伤痛。诗人既是记录者，也是含蓄而隐忍的演员。他们把自我隐藏在历史的幕布之下，通过意象与描写，把自我的命运剖白于千年之后的读者。因为在那时，优秀的诗人也常常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
庾信宫体诗中的“明镜圆花发。空房故怨多。几年留织女。还应听渡河”，写的何尝不是自己流离于南北宫廷之间的一生？钱谦益晚年的“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是否也是对自己忠贞与变节之间灰色的人生的一声无力的辩解？他们把自身的际遇融汇到风景、爱情与友情的描绘之中，诗歌承载了他们的历史记忆，也有着以情悟史的深切。
困厄与艰辛虽然使得诗人壮志难酬，但是也会激励他们，把创作当做时代的一声回响与心灵的报偿。中国历史不乏这样的时代与这样的人物，而他们为所留下，不仅仅是一卷诗书与穿越历史长廊的一声嗟叹，那些逃脱了礼教束缚的文字与狂风骤雨下的喘息与呢喃，既是他们对于历史与生命的声声嗟叹，也是时代狂潮下的辩解。
历史学家希冀于其中发现他们隐微的写作和隐喻，能否发掘出更多诠释和解读的空间。而文学家则敏锐地发掘出他们笔下的自我形象与情绪的流转，以及暗藏于诗文之间的自我反省与情绪流转。而这种山河易色之间的惨痛的生命经历，也让我们在书卷一端得以理解文学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可以穿过时间、地域与语言的界限，移情于千年之前的古人。他们的遗民情怀与对于一个消逝的世界的怀恋与执着，在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的世界中得以还原与重现。他们化身为意象与典故，展开了一个独立于权力和现实的领地，供今天的人们抒怀与遨游。正如陈寅恪之于《柳如是别传》，赵园之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著名荣休讲座教授孙康宜的研究作品《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也正是对这魏晋与晚明两个衰世的一种展开与想象。历经了抗战、迁台、白色恐怖的孙康宜，把她的生命经验对照、倾注于陶渊明、谢灵运、陈子龙等诗人的作品之中。诗文的世界，既是她逃脱与隐逸的田园，也驱使她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的意义与结构。为什么往往在离散与困厄的时代，是诗人们尽其性情，写下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文的时代？而那些处于权力世界边缘的诗人，为什么往往会受到后世诗人的爱戴，成就了后来文学主流中的传统？
也许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的失意与悲怀，会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意外的补偿。也许礼教和仕途所遮蔽，会激发出压抑的性情和叛逆。那些幽微的诗学与意象，既是一声控诉与追问，也是隐匿于佛老与山水之间的逃逸。
魏晋与晚明：
中国历史中的“异类”
新京报：你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晚明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山河鼎革的历史背景，思想上的不羁与解放，外来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等。对你而言，这两个时段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与你早年的人生经历是不是有一种对照与参考？
孙康宜：
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我博士主要是在高友工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晚唐和北宋词的，但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就对六朝文学感兴趣。我是读比较文学的，已故的耶鲁大学犹太裔教授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西方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种写法是不同的，一种是比较平行（paratactic）的，另外一种是渐进（hypotactic）的，这其实与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很类似。当我完成对晚唐词的研究去耶鲁教书之后，我就想着手进行六朝诗歌的研究。
我早年的经历确实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经过了抗战、迁台以及白色恐怖之后，很自然地我会移情于魏晋时代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后来我写鲍照、谢朓尤其是庾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人生中的伤心往事以及种种执念。我不是学究型的学者，我喜欢把我的生命经验与学问结合起来。在耶鲁时，余英时先生是我的同事，当时他的论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就阐述了魏晋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突破性，他的研究对我有很多启发。所以我从陶渊明开始入手，以比较的方式论述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同步的，耶鲁一直是美国文学批评的最前线，当时流行描写（Description）与抒情（Lyric）两种视角的分析。后来我想，这两种视角也许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因为陶渊明和谢灵运都属于抒情和描写并重的类型。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与我受到杜甫的影响有关，杜甫对庾信的评价最高，他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他暮年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杜甫可以感受庾信的生命经验。我后来对明清文学与陈子龙的兴趣也是源自于此。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英文名叫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我对危机型的时代有兴趣，因为往往这种时代才能看出人的精神本质。陈子龙不愿降清最后投水自尽，在后世的研究者看来，他属于民族英雄，他的人格与诗文影响深远。他去世之后，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他的朋友纷纷噤声。到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为了表彰忠义反而追谥陈子龙为“忠裕”。和陈子龙相比，另一位晚明的大诗人钱谦益则备受冷落与抨击。清军攻陷南京后，他本想自尽殉国，但是借口“水太凉”，做了清朝的官员。这使得他与柳如是的关系一度坠入冰点。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即便是降清之后，钱谦益依然在暗中资助与帮助南明抗清的义军。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我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每次的研究都与文学批评有关。因为我课堂上的对象都是美国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了解，所以我借助了奥尔巴赫的理论。奥尔巴赫所谓的“圣经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指喻，《旧约》中往往预告了《新约》中即将出现的内容。后来我发现陈子龙在诗词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他往往用自己的早年爱情诗中的意象来指涉、隐喻作为晚年的爱国诗。比如他在晚年也喜欢运用相思、清泪、雨打风吹等意象。我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很多对照，这个发现就成为我研究中的重要观点。
新京报：魏晋与晚明不仅在文学上有着翻天覆地的革新，同样在哲学与思想上也是突破传统的存在。比如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起，晚明时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尊崇心学。魏晋与晚明文学的这种离经叛道和开拓性，是不是也与这种思想界的革新形成了一种共鸣？
孙康宜：
这种影响是一定存在的。余英时先生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汉末以来自由个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学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阶层的合流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汉末以来士人的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拒绝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而到了明末，因为阳明学和区域性商帮的兴起，商人地位提升，“觉民行道”的观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士商阶层联手，对皇权进行了有力抵抗。
五代十国 董源《潇湘图》。
陶渊明在诗歌中就有不少玄学的痕迹，比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但玄学的诗歌大多充满玄理，有些无趣，而陶渊明则突破了他们的影响，在诗歌中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经验与普遍的情感追求，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抒情意味。谢灵运则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他把哲学经验转换为一种审美态度。因为万物遵循“道”，而生长其中的和谐世界，同时也是最美丽的。
而到了明代，阳明学的兴起其实是对明初朱元璋严苛的道德主义的一种抵抗。王阳明的心学对整个士大夫群体的影响都很大。到了晚明，更是有些知识分子去“逃禅”，躲进佛教中去逃避现实。我的学生严志雄教授就研究了钱谦益诗文中的佛教因素。陈子龙因逃避清军的剃发令，曾有一段时间削发为僧。但我觉得他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原因，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佛教徒，反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士大夫。
断裂与危机孕育的抒情传统
新京报：我们在文学史中常会读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起源于魏晋，也就是从建安七子到庾信这个阶段。有哪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中国文学的传统开始于魏晋这样一个断裂与危机的时代？
孙康宜：
首先还是与魏晋时代的整体背景有关，这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之下展开的。魏晋时代对经学的反动，玄学和佛教带来的思想解放带给士大夫阶层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但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不完全是在魏晋开始的，比如《诗经》《楚辞》以及建安七子中王粲的《登楼赋》，其实都是一种个体的抒情。
但我认为，魏晋政治的混乱对士人精神和思想的冲击，其实是使得士人可以更深地审视自我去发扬这种抒情的传统。这其实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患难的时代，文学家其实更善于找到抒情与写作的特征。
不过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有很不同的一点，我在书里也向读者暗示，即西方文学里抒情不是最重要的。西方文学里面最重要的是戏剧与叙事，这个传统是从《荷马史诗》中开始的。抒情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英国文学如果要找到纯粹抒情传统可能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在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这些诗人的时代才开始。因为西方人的思维还是直线型，他们注重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反而比较弱，但是中国人追求的是“诗言志”，这个志指的是情怀、抱负、理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新京报：“情”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往往会认为情是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价值取向，针对的对象是朋友、爱人。但我们在中国文学中会发现大量的抒情对象其实是针对政治领域或是君主的，但是借用的对象经常是以友人、爱人为喻。最典型的就是屈原的《楚辞》。你也写过《中国文化里的“情”观》一文，你怎么理解中国文学中“情”的这种跳跃性？
孙康宜：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写这篇文章与我在美国的教学有关系，美国的学生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男人不敢直接表达承认自己的感情？为什么陶渊明总是提醒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情，甚至在《闲情赋》的结尾还要“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提醒自己不要沉溺在情感之中。甚至在《聊斋》里，每谈到儿女之情时都要借鬼故事来说，而不敢正大光明地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且表达家国之情的时候都要借助寓言（allegory）表达。同样我的学生也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女诗人写诗就要比男诗人直接得多？因为女诗人从来都是直抒胸臆，而不会假托寓言。
《世说新语》唐写本残卷。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男性的直接追求永远是政治性与公共性的，希望自己可以得君行道，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是与皇帝的态度息息相关的。无论他写什么题材，最直接的关怀永远是政治性的，包括屈原与杜甫都是如此。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即便是中国的男性诗人直接写了爱情，他内心也非常羞于承认这种感情，希望读者把它当做寓言诗。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明明写的是爱情，但他要在序言里说“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他要说明自己的诗赋只是在模仿前人。
到了明清之际，中国诗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向。比如陈子龙就很直接地表达他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情与忠不再对立。陈子龙相信“艳情”绝不会损人气概，晚明的士大夫尊重他们的爱侣，他们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对爱人的感情解读为对故国的效忠。到了晚明妇女的观念已经不再是红颜祸水，在那样的时代，陈子龙与钱谦益都把自己的爱人视作自己抗清的伴侣与同志。而当时的女诗人，无论是柳如是、卞玉京还是顾媚，都才华横溢，她们的伴侣也珍惜她们的才华，替她们出版作品。而唐代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都因为身份是歌妓，而被认为不配作为士大夫明媒正娶的对象。所以晚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文学与历史的缠绕
新京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晚明的这种个性解放与女性诗人的自我表达，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先声？
孙康宜：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虽然在美国的文学系看来，把明清文学算作古典文学还是近代文学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但是我很同意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研究现代文学要从明清开始。正所谓“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而这种现代性我觉得与王阳明的心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王阳明的“发明本心”其实有着发现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用意。而晚明知识分子的结社其实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其实中国文学中所谓寓言的传统源远流长。比如曹植的《洛神赋》在我看来，一定是爱情诗。曹植把爱人比作美丽的水鸟，哀悼她的伤逝。可是在中国的阐释学传统中，却偏偏认为这首诗是曹植写给曹丕的，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中国的阐释学传统开启于《毛诗》，汉代儒学家注疏《诗经》的时候贯彻了孔子的“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教化思想。所以很大程度上《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浪漫色彩是被削弱的。所以英国的翻译家亚瑟·威利在翻译《诗经》时就一直强调，我们不应该把《诗经》当做寓言，而应当直接当做抒情作品。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阐释学的传统逐渐受到挑战，我们从陈子龙等人的诗歌中可以找到更真挚的表达，感到一种与现代人表达情感类似的方式。
新京报：无论是陶渊明、谢灵运还是庾信，在后世都成了诗人模仿与赞誉的对象。比如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谢灵运对“风骨”的追求。而杜甫在晚年对庾信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陶渊明所代表的田园诗，谢灵运所代表的山水诗，以及庾信的家国情怀其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文学重要的传统与母题，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奠定了雏形？
孙康宜：
我觉得可以这么界定魏晋文学的地位。按照奥尔巴赫的说法，西方文学也是分为两种模型（model），一种是希腊罗马型的，一种是《圣经》型的。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其实也存在这种模型。比如田园诗，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谢灵运的山水诗是汉赋型的。
如果我们把诗歌比作一个圆圈，那么陶渊明是努力探索圈内的部分。他试图找到心灵的平静与秩序，而谢灵运是努力把圆圈的范围扩大，在外部世界找到心灵的自由。你看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全然是他为自己构筑的一个精神世界，其中有山有水有动物。他希望借此塑造一个世界，这就是受到了汉赋的影响。陶渊明的诗非常短小精悍，但是足够表达他的精髓。所谓“欲辨已忘言”，其实是说他回归到了田园，真正地摆脱了外部世界，成为一个隐士。到宋代时，随着理学与士大夫品位的兴起，陶渊明才变得重要。苏轼把陶渊明视作偶像。但在唐代，陶渊明是很边缘的。杜甫就曾经批评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他认为陶渊明放弃了出仕的理想与追求，未必真的成就了“道”，所以“未必达道”。然而到了宋代，苏轼等人提高了陶渊明的地位。但我个人的认为（也是高友工先生的想法）是：杜甫的人生观与陶渊明很不相同，他一直忠君爱国，以出仕作为他的最高理想。我以为杜甫误解了陶渊明，而苏轼才是真正了解陶渊明的人。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庾信的地位被重新发现与肯定。尤其是晚明与魏晋在时代背景的相似，比如少年诗人夏完淳就写过“苏属国（苏武）之旄节终留，庾开府之江关永弃。”以此表达自己抗清的立场，而他的《大哀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哀江南赋》的模仿与致敬。陈寅恪先生认为《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新京报：其实唐代文学也在某种程度受到魏晋文学的影响，比如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诗就受所谓庾、徐流派的影响很深。包括古文运动，也是要打破六朝文学旖旎绮丽的风格，回归质朴和简白。无论是继承还是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宫体诗的影响对唐代文学的风格影响甚深。作为中国诗歌的高峰，唐代文学与魏晋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孙康宜：
唐初的诗人也许在有意识地模仿宫体诗。但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而唐初的诗歌只是一味地模仿。杜甫偏爱庾信，所以某种程度上杜甫通过对庾信的评价，提高了宫体诗的地位。但是庾信晚年的诗歌与早期不同，尤其是他被掳去北周之后，问题完全变了。庾信早年在萧纲的影响下，写的是宫体诗。但是他晚年的风格则是清新质朴的风格，尤其是很多诗歌以陶渊明作为榜样。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宫体诗是作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并且有着严格的格律，很难有个人抒情的空间。但我认为，只要是诗歌就一定会有抒情的部分。因为诗歌的目的一定是“诗言志”。比如庾信的《咏美人看画》中的“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安钗等疏密，着领俱周正。不解平城围，谁与丹青竞。”其实就表现了对自己的身世和命运的感慨。如果我们看萧纲为《玉台新咏》做的序（“既而椒宫苑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讬，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我们就会发现宫体诗预设的读者其实是宫廷中的女性，所以在宫体诗里发现大量对女性容貌的描写，但宫体诗不见得所有的部分都是描写，一定会有属于个人抒情与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诗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史料与研究对象。比如陈寅恪先生就借用明清士大夫的诗文写就了不朽名作《柳如是别传》。你曾把陈子龙的诗歌称为具有悲剧感的历史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并理解历史的存在？
孙康宜：
我之前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高友工和牟复礼一直强调，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随时想到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绝对不能离开文学。这二位先生对我影响太深了，我一直认为文史不分。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在写陈子龙和庾信的时候，一直注重描绘他们的历史背景。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与环境，会激发出庾信和陈子龙这种天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训练学生的时候一直对他们强调，不仅要看到文学本身，还要看到历史。我一边让他们注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一边希望他们注意文本生成的时代。只有南朝与北朝对立的时代，才会让庾信写下那么伟大的作品，而造就庾信的，还有他独特的经历，如果不是侯景之乱，庾信无法回到故乡，他也无法写出《哀江南赋》中那么独特委婉的感情。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庾信、杜甫、陈子龙，都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才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饱含着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流离、挣扎的痕迹。
《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美]孙康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所以中国古代的注疏者，常常把这些充满个人生命经验与个人色彩的文章解释为爱国诗，或者引申为一种政治抱负。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更希望我的读者能把文学与历史放在一起，去感受读解这些诗人在山河鼎革之际的个人体验。
新京报：阅读晚明时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有一个发现，就是她们往往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子去看待。而看士大夫的诗文，他们却经常借用女性的意象和典故来抒怀自己的命运和对于时局的忧虑。通过这种现象，我们会不会觉得所谓女性诗人的出现其实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种更直接的传统？
孙康宜：
我认为明清文学中的性别观念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在美国的研究有什么贡献的话，我认为是这一点。因为转变的不只是性别观念，还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情”的观念，以及“清”的观念。“清”就是清洁、高远，萧条方外、不与俗世萦怀的意思。在魏晋时代，“清”是只属于男子的评价，比如阮籍、陶渊明。但是到了明代，这个观念就不再仅属于男性了。相反很多男性因为政治的腐败选择不参加科举考试，反而赞助自己的妻子的文学事业。比如陆卿子和王端淑的丈夫赵宦光与丁圣肇，他们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1993年夏天，我与魏爱莲教授合办了耶鲁明清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网罗了海内外优秀的明清文学研究者。而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诗人，我与我的学生苏源熙编纂了《传统中国女性作家：诗歌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一书。所以明清文学在我的研究中一直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关注的不仅是女性意识，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时代，会使得女性有自我意识解放与觉醒的机会去写作。藏书家胡文楷收集到16—19世纪的女性诗人作品一共有3000种之多，我后来跑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图书馆、哈佛图书馆，甚至请人专程去日本找王端淑的《吟红集》，收集到的也只有胡文楷先生的5%那么多。
新京报：正如你刚才所言，中西文学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你在向西方的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语境和文化上的隔阂。或者说，你在与西方学者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如何向他们解释中国文学普遍性的价值？
孙康宜：
我总希望把中西文学放进一个比较的视野和框架里看，我面对的学生大多是本科生，他们也不懂中文，但是他们上了两周课之后自然就会发现《诗经》《楚辞》都懂了，因为文学有一些跨域语言和国界的共通性。我在讲课的时候会让他们比较同时期的西方文学发生了什么，我在讲杜甫、苏轼的时代，英国文学才刚刚开始。自然而然他们就会通过比较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很多学生通过我的《人与自然》这门课对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我许多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汉学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最早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是由此开始的。
采写 袁春希
编辑 张进 商重明
校对 薛京宁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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