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老漂”，宝宝出生后他们不得不放弃退休后闲适的生活，随迁到我工作的城市重庆，协助我的小家庭一起带宝宝。因为担心辐射和有人打扰，妈妈原本习惯睡前把手机放得远远的，来到重庆后，她却经常在临睡时把手机塞在枕头下面。我一度好奇，手机里藏着怎样的秘密？无意中才发现，她只是为了随时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心里时刻惦记着何时该叫宝宝起床，何时该做辅食，何时该带宝宝去户外晒太阳……
自2020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一项名为“老年流动人群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其社会交往重建”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访谈了超过160位流动老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和我父母一样的“老漂族”。所谓“老漂族”，在学术研究上指的是以照料孙辈、料理家务为主要任务，从户籍居住地流动到子女所在城市居住的中老年人[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中，因照料（外）孙子女而迁移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51万人[2]。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共通的隐秘转变：从家乡“自己的家”流动到城市“子女的家”，“老漂族”们不得不改变了手机使用方式和媒介习惯。
当“全民K歌”让位于“作业帮”
有的老人为了不让年幼的孙辈轻易拿到手机，会特地把手机放在高高的柜子顶层、书架上层……那些孩子踮脚伸手也够不着的地方。“孩子在家就不能乱放手机”“手机要放在高处藏起来”，成为很多“老漂族”的默契准则。
有的老人会主动在手机里装上豆包、作业帮这类辅导学习的软件，方便帮孩子检查作业，他们也新学会了用小荷健康、小红书查询育儿知识。与此同时，全民K歌、抖音、快手等则被他们悄悄卸载，或者转移到手机最后一页不起眼的位置。问起原因，老人们回答说：“光想着唱歌，会影响自己带孩子”“我怕上瘾总想去看，影响做事儿”。
有的老人白天想用手机，简直像在打一场“猫捉老鼠”的游击战。他们只能悄悄躲进厕所，或是窝在家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回几条消息，打两局小牌。一位受访者苦笑道：“有时候老伴儿在旁边看着孩子，我就想放松一下，就躲在孙子没注意的角落玩手机。但有小孩的空间我都很少玩了，习惯已经跟着小孩走了。”只有等到子女下班回家、接手孩子之后，老人们才终于能松一口气，躲进自己的卧室，享受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手机时间。即便如此，他们也常常戴上耳机，或者把音量调到最低，“怕吵到他们”。
为了帮子女照顾好孩子，“老漂族”们操劳了大半辈子还未享受几天“清福”，就不得不投入到“退而不能休”的体力和情感劳动中。而在子女的家中，他们不光活动空间受限，生活习惯受拘，甚至连用手机这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变得小心翼翼、不再自由。
媒介使用不仅是一种功用性实践，也是人们关注自己、观照自己、改造自己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照看自我”[3]的过程。福柯认为，人类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展出关于自身的知识，并都与特定的技术相关联而成为人类了解自身的工具，其中“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指的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4]。由此看来，作为一种“自我的技术”实践，“老漂族”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改变的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为维系代际团结、履行隔代照料要求而进行的自我需求的让渡，也是他们在流动语境中协商与平衡“为家庭牺牲”还是“为自己而活”所做出的取舍。
尽管手机早已深度嵌入“老漂族”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在每天循环往复的做饭买菜、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中，他们只能暂时搁置自己对手机和媒介的信息、娱乐、交往等需求，或者将其切成碎片勉强拼凑进子女和孙辈的日程安排之中，“没有自己的时间”是我们访谈中听到最为高频的话语。而唯有在孩子酣睡、子女下班回家、孙辈上学后的那些片刻闲暇里，他们才能透过手机屏幕，悄悄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与空间。比如有的老年人会在“睡前好好看看手机，处理微信消息，回复家族群，然后玩会抖音、消消乐”；有的老人会在家中没人时把养生类节目的直播讲解声音放至最大，陪她解闷；有的老人空闲时会将自己的流动生活体验写成诗句发布在“美篇”App上：“电梯里的夕阳／铁盒载光升又降／玻璃映出双影长”。他们努力地在“家庭责任”和“自我满足”之间寻找着某种平衡，但当自身需求与照料需求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会自动为后者让路。
“老漂族”自我让渡背后的“责任伦理”
这种需求的让渡来源于中国老年人“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和“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所谓“家庭本位”，指的是一个人的伦理责任、道德义务乃至生命价值都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5]。在此观念的驱动下，中国老年人形成了一种“责任伦理”，即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各方面对子女（包括孙子女）不计回报地付出[6]。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也迅速下移，家庭资源和情感更多地向子代和孙辈倾斜，形成“下行式家庭主义”的模式。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接受生活的意义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让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7]。“恩往下流”成为了当下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一种趋势特征，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共识，使得大部分老人都认为照料孙辈和自我让渡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亦是其长辈身份的一种体现。
正如我们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对于“老漂族”们来说，“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更是一种亲近的关系网络，家庭关系是他们获得“家园感”（sense of home）的重要途径。他们从“天伦之乐”中感受到了深厚的“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源自三个方面：照料孙辈的使命感、支持子女事业的成就感和维系家庭亲密的价值感。访谈中，老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帮助子女带孩子视为“天经地义”和“顺理成章”的责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大多围绕着子女：“看到子女事业有成，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我们作为中国传统父母，帮一下小孩，他们在城市里面不容易”……除了亲子关系，和孙辈的“隔代亲”也成为他们情感和价值的重要来源。调研中，有老人表示：“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学会说话、走路，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一遍，每一天都充满意义。虽然照顾孩子很辛苦，但看到他健康快乐地成长，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天伦之乐”的另一面：“只能跟手机说话”
祖辈协助育儿其实蕴含着他们试图通过情感与照料的支持来增进代际亲密的期待[8]，然而“老漂族”以“牺牲自我”所做出的需求让渡却很少被子女充分理解，代际关系常常陷入隐而不发的紧张状态，造成家庭内部的伦理失衡问题。
一方面，从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到育儿方法，一些子女对老人要求苛刻、求全责备，“地没扫干净”“家务没做好”“教育方式太老套”……这些子女随口而出“轻飘飘”的一句话，都让老人觉得自己在家中没有话语权，感到委屈，有受访老人感叹：“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丰富，经验值得尊重，可是在家里，我的意见常常被年轻人忽视甚至质疑，仿佛我只是一个多余的旁观者。”在城市“科学育儿”话语的加持下，“老漂族”们承担着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却仍处于边缘位置[9][10]，呈现“保姆化” 倾向，难以得到子女充分的尊重与理解。
另一方面，不少子女对“老漂族”的情感需求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老人们远离乡里乡亲的家乡和熟人熟事的社会网络，来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往往带有他们对“三世同堂”“天伦之乐”的期待与向往。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子女在侧，孙辈在膝，“老漂”们的孤独感却伴随着幸福感同时上升。正如我们访谈中的老人所言：“孩子去上学、儿子儿媳去上班之后感觉就空荡荡的”“一天下来和儿子儿媳见不着几面，他们下班回来也要忙工作，给娃辅导作业”。子女的心思，要么在孩子身上，要么在工作上，无暇顾及老人们的情感需求，更无法为其提供情绪价值。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对于子女的不理解，“老漂族”大多会选择忍气吞声，转而通过互联网中的娱乐消遣、虚拟社交来补偿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其休闲时间几乎完全被手机侵占。有老人表示：“我在家里也没人跟我说特别多的话，小孩子在的时候，还能玩一会，但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只能跟手机说话。” 对这些老人来说，聊微信、刷视频、看短剧，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他们情感慰藉的缺口，缓解了他们的些许孤独，他们躲进卧室里，困在手机中，手机依赖、沉迷成瘾、身体健康损害甚至网络诈骗等问题亦随之而来。
最好的赡养，是精神上的看见与回应
“老漂族”的隐忍与委屈表面看来自子女，实则根植于更深层的社会变迁，与青年群体抚育压力过大、抚育精细化、教育内卷化、家庭经营能力弱化等有关，“老漂族”及其家庭承担和消化着社会转型的压力[11]。关怀“老漂族”，关乎每个“老漂”家庭，亦关乎整个社会。
国家政策要给这些“老漂”老人更多制度上的托底，统筹“一老一小”问题。一方面，可以探索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生育成本从“家庭独担”向“社会共担”转变[12]，从而减轻“老漂族”家庭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认识到“老漂族”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者和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贡献者，对其心理健康问题给予社会支持和干预，比如城市社区可以多组织一些与“老漂族”相关的技能培训、兴趣社群、节日聚会、心理咨询和团辅等活动，搭建社区内银龄互助、邻里互动、代际交流、同乡支持的社交网络和交流平台，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和交往世界。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应当普遍认识到“老漂族”并不是城市化的苦情者，他们其实是社会过程的历史见证者、助推者和中流砥柱[13]。学术界应承担起为“老漂族”立传的责任，深入洞悉这一群体，给出学理化的阐释和回应，为相关政策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媒体亦可以多记录报道他们真实、多元的生活故事，让社会看见他们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建设幸福城市的不可忽视的隐形力量”[14]。
最重要的是，具体到每个“老漂”家庭，子女不仅要在对父母的物质赡养上有所担当，更要在精神赡养上有所体现。所谓精神赡养，其实质是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随着身体老化，老年人的需求集中体现为以经济赡养、生活照料为核心的物质需求和以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为核心的精神需求，西方称之为“3M”即Money、Medicare和Mental[15]。我国将上述三种需求的满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有研究指出，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由尊重、安心、慰藉三个维度构成，与之对应的是“精神赡养”包括，老年人自主决策和得到尊重、通过成就自己的人生来满足父母的期待心理、对老人提供精神关怀[16]。其精神需求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情感居于中心，文娱、求知、社交需求居于第二层，价值居于第三层[17]。
调查显示，“老漂族”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中，最希望得到的是“子女的关心和理解”[18]。长期关注“老漂族”现象的社会学学者陈辉给出“老漂族”家庭“如何做儿女”的建议：在日常相处中保持尊重，用情关爱；多分担家务，多关心老人身体；特别注意和老年父母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控制好情绪；降低对“老漂”的要求，不要求全责备[19]。此外，在数字时代，使用社交媒体也是老年人“精神养老”的重要方式[20]，鼓励和教导父母使用新媒体的“数字反哺”行为能有效促进家庭亲密关系的形成[21]，体现出子女敬亲、显亲的新孝道实践。
因此，一句“爸妈你们歇会儿，我来带孩子”、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一次全家同行的出游，甚至只是每天留出让他们安心“刷手机”的时间，在解答他们用手机的困惑时多一点耐心，这些看似寻常的举动，都是子女给予“老漂”父母真切的理解与回应。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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